北京師范大學有個最不起眼的系，圖畫制圖系，系主任是衛天霖。衛天霖是油畫家，早年留學日本，作品受印象派影響而融進民間色彩，華麗絢爛，質樸厚重。印象派捕捉瞬間，作畫迅速，而衛天霖作一幅畫往往累月之工。隨著教育形勢的發展，圖畫制圖系改為美術系，于是須加聘繪畫教師。教研室主任張安治竭力希望調我，勸我回歸文藝領域。我與衛老素不相識，與張也只在倫敦和巴黎有過幾次過從，并非老友或知己。因當時“雙百”方針的氣氛已漸濃，我很快被調去了，李瑞年比我早一步也從美院調到了師大美術系，我們又同事了。形勢發展喜人，師大的美術系和音樂系獨立成藝術師范學院，后又改為北京藝術學院，并增加了戲劇系，聘焦菊隱兼任教授，但我竟未有機會與焦先生相敘，感謝他在沙坪壩時輔導我法文之恩。衛天霖任副院長，主管美術系，他全身心投入教學工作。解放前，衛老支持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他家曾作過地下工作者的聯絡處，最后他攜家帶眷直接去了解放區，任教于華北大學。但美術方面的領導們認為他是印象派，屬資產階級，并不重用他。解放后，主要的黨員畫家們進北京接收，進入美術學院，而衛天霖被安排到師大這個不起眼的圖畫制圖系。今成立藝術學院，衛老有用武之地了，我深深感到他辦好學院的決心和熱忱。他對徐悲鴻體系的師生有戒心，因他是被排斥者。我是張安治介紹去的，張安治曾是徐的學生，因對張有點戒心，也就戒心我是否是張的羽翼，驚弓之鳥，在舊社會他歷盡人際傾軋。共同工作半年后，衛老認識到我并非誰的羽翼，而且學術觀點與他相近，他從信任到寵愛我，引為心腹，力勸我任繪畫教研室主任，又將我妻從清華附小調來美術系任資料員，在極困難的條件下解決我們的住房。反右前他有職有權，聘教員的大事往往交我定奪，我推薦的，他不須考核。士為知己者死，何況辦好藝術學院是彼此的共同心愿，我視衛老為長輩、老師，竭盡忠誠。美術學院如強鄰壓境，促進了藝術學院的師生們團結一致，多難興邦。 鑒于美術學院一花獨放，衛老、李瑞年、張安治和我一致主張多樣化，聘請了羅爾純、吳靜波、邵晶坤、俞致貞、白雪石、高冠華……反右后，政治掛帥，衛老也就沒有決定聘任教員的權力，改由黨內專家趙域掌握教學方向，阿老、彥涵、張松鶴等均調來了，教師陣容日益強大。藝術學院辦了八年，后期成績蒸蒸日上，漸引起社會關注，我們心底都有與美院分庭抗禮的追求，但突然，她夭折了。文化部以我們的音樂系為基礎成立中國音樂學院，戲劇系并入戲劇學院，美術系分別并入美術學院和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留下的及附中的教師到師院成立美術系。在撤消藝術學院的大會上，蘇靈楊院長雖在臺上鼓勵大家向前看，但臺下師生多半泣不成聲，我沒有敢看衛老，這位最辛勞的創業者諒必欲哭無淚。母校的消逝，畢業生們將品嘗孤兒的滋味。衛老、阿老、俞致貞、張秋海、陳緣督及我調至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嫁雞隨雞，我們將為工藝專業服務。 在藝術學院這八年，我面對人體，教油畫專業，竭力捏塑我心目中的藝術青年，發揮在美院遭批判的觀點，更進一步談形色美，談油畫民族化。我帶油畫專業的學生至故宮看國畫，用西方的構成法則分析講解虛谷、八大、金農、石濤、漸江……的造型特色。在教研組教師進修會上，我從榮寶齋借來高級水印周窻的《簪花仕女圖》，請國畫和油畫教師從各自的觀點來品評、分析作品的優缺點，希望引出爭論，可惜爭論不起來。 在自己班上，我給學生看西方畫冊，講藝術品位、激情、甚至錯覺。同學們非常興奮，但不讓外班同學旁聽，畫冊也只限本班看，怕擴散影響大了，會出嚴重后果。不講真諦，于心有愧，誤人子弟，雖然我明知普羅米修斯的命運。終于我誤人子弟了。我偏愛班上學生李付元，他色感好，作品品位不錯，我總是鼓勵他勇猛前進，心有靈犀，但他確有自己的好惡，不遷就。畢業創作了，李付元的構思是畫易水送別，白衣喪服，黑的馬車，最初的小稿中黑與白營造了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劇氣氛。但不行，刺秦皇這樣的歷史題材絕對通不過，終于被扼死在搖籃里，李付元很難找到他想畫的新題材，審稿日期又步步逼近。最后他畫了兩頭大黑牛，背景是農家院，血紅的辣椒之類什物，畫面以形的量感與色的對照凸現形式美。這畫他曾畫過，并被選入北京市美展，現在時間緊迫便在這基礎上放大重畫作為畢業創作。我作為主導教師，覺得效果不錯，評了5分(當時學蘇聯的5分制，5分是最高)。但黨領導認為這樣無主題的牛不能作為畢業創作，決定由系里組織評委會集體投票評分，結果《牛》只得了2分，不及格。李付元因此不能畢業，最后以讓他補修半年的方式結束了事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