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凌 近代中國社會的云譎波詭，決定了中國近現代美術性格的復雜多變。這一性格，多多少少也體現在近現代美術家身上。行走于斯，或為政治強權所迫，或為名利所惑，或屈從于商業雇主，或混跡于某個藝術潮流，在這樣復雜混亂的歷史語境中，美術家能從多大程度上掌控自己的命運？然而，正是命運的不可捉摸性，讓近現代美術家們書寫出了自己藝術的瑰麗多姿，讓自己的人生大戲唱得有聲有色，同時，也留下了讓我們咀嚼不已、迷霧一般的課題。近現代美術的魅力也許就在這里。我以為，榮宏君所著的《世紀恩怨》正是被這種魅力所吸引的產物。 關于中國近現代美術史的研究還處在起步階段，雖有一二階段性的成果，仍不足以對歷史懸疑問題進行有效的釋疑，以至于學者們在一些問題上爭論不休。比如蔣兆和先生的《流民圖》是在何時何地創作而成的？在敵占區寫生、創作、展覽，他得到了誰的資助？抗戰期間劉海粟在孤島上海為何受到日偽政府的追捧？徐劉之爭是起于何時、原因何在？如此等等。 在這些令人困惑的課題中，劉海粟與徐悲鴻之爭是最為引人注目的。由于徐劉二人的歷史地位以及他們在師承、政治立場、藝術觀點等諸多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盡管二人已墓木久拱，但二人身后留下課題的魅力是持續的，學者們在此皓首窮經者，亦不在少數。但就成果而言，并不樂觀。從目前的出版物來看，關于這方面的文字大都語焉不詳或謬誤百出。面對如此困境，青年學者榮宏君知難而上，從田野調查入手，以翔實的文獻為基礎，伏案數年，曲察旁征，終有斬獲，不但厘清了這一歷史課題的來龍去脈，還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而且，全書文字疏簡清秀，翔實流暢，可謂亦史亦論的一部優秀著作。 為了能揭開徐劉之爭的真相，宏君在資料上做了很多細致艱苦的準備工作。他收集了不少當事人的信札原件，這些信札包括徐悲鴻先生給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周揚的信，其中直接談到了對劉海粟的看法。而劉海粟先生的一些信札則也談到他對徐悲鴻的觀點，還有一些其他相關的信件也涉及徐劉之爭的內容。對這些信件梳耙整理，辨偽存真，榮宏君花了大量心血，表現出一位青年學者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此外，榮宏君還對親歷徐劉之爭而今健在的老藝術家和學者進行了訪談，其言論雖帶有較強的個人觀點，但仍有歷史文獻價值。事實上，宏君數年來堅持田野調查，搜集第一手文獻資料的做法，對近現代美術史研究是具有啟示性價值的。缺乏第一手文獻資料而流于空泛之論，一直是近現代美術研究難以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之一。因而，像土撥鼠一樣的勞作，是每一位學者必備之功課，否則，難有大的作為。 在歷史觀方面，宏君懸鵠甚高，雖年輕卻有老到的見解。他認為，盡量還原歷史的真實應是藝術史學的終極目標。這一觀點，可以說是貫穿全書的主線，以文獻為基礎，直逼歷史之真實，是全書最動人之處。在歷史人物評價方面，宏君堅持以政治、道德和藝術三位一體的標準為基礎，更為注重藝術本體的評價。在中國藝術史上，政治、道德和藝術評價相左的例子可謂比比皆是。比如宋代四大書家“蘇黃米蔡”中的“蔡”最早是指蔡京的，但因其是奸臣，故而被蔡襄所替代；元初大家趙孟身為宋朝宗室，卻受到元代統治者的招安，入朝為官，在政治和品格上就是有爭議的，所以就有人認為趙氏的書法如同其人品一樣“媚澀軟俗”；再如明代大家董其昌，無論繪畫、書法還是畫論都有很高的造詣，但卻是有名的土豪劣紳，所以也有后人對董氏的書畫成就頗多異議。近代也有類似的情況，比如蔣兆和的《流民圖》創作資費是由日偽政府提供的，劉海粟結婚時有重要的日偽官員前來祝賀，等等。那么如何評價這樣的繪畫大家及其藝術成就？如果把他們的藝術成就與其品德完全畫上等號，那么藝術史就將出現空洞和缺環。因而，在藝術史的寫作中，還應注意藝術史的獨特品格及獨有的標準。事實上，翻閱古今藝術史，可以發現這樣一個有趣現象，無論一幅作品緣于何種政治或道德動機，它最終載入歷史，還是因為其本身藝術的優秀。 宏君是一位年輕的畫家，在繪畫創作上已有相當的實績；同時，宏君于美術史研究、文物、書畫鑒定亦有自己的心得。在創作和研究之余，又以極大的熱情和責任感投入到此書的寫作中，旰衣宵食，嘔心瀝血，終成正果。 作為榮宏君的導師，平日和他交流最多的是書畫收藏、鑒定和美術史研究，對此書的寫作，并未發表意見，及至宏君將一部厚厚的書稿放在我面前，我才感受到了一種意外之喜。祝賀之余，借此序談談自己的看法，算是和宏君交流吧。 謹為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