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師范大學與徐悲鴻的名字分不開，因為上世紀五十年代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徐悲鴻曾經執教的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劃入南師大美術系，美術系近年又擴展為美術學院。而今南師大老校區，是原來的金陵女子學院舊址。 在南師大美術學院的資料室，保存著徐悲鴻親筆批注的石印教材，這是美術學院引以為自豪的珍貴文物。我去采訪時，資料員抱出一大包來，深灰的封面，遒勁的書法，原教材的題目與徐悲鴻的批語渾然一體。《吳昌碩畫冊》：“須深會此意，不可僅徒以貌求之。”《吳興金北樓畫冊》：“綠肥紅瘦，可稱佳作。”《郎世寧畫乾隆皇帝春郊試馬圖》：“雖無韻致不失精”。《某山水畫集》：“惡劣”，《某花卉合冊》：“秀色可餐”，《某仕女花鳥草蟲合冊》：“略有可取”。 我碰上南師大繪畫系主任高柏年，他在指導學生畫素描。面前的石膏教具生動逼真，似乎在它們周圍，仍縈繞著徐悲鴻教課的聲音。高柏年說：“徐悲鴻帶回來的，都是全身大石膏，有的兩米高，有的超過兩米多。其中包括，一個全身的《維納斯》，兩個全身的《奴隸》，一個全身的《擲矛者》，還有一個全身的《斗士》和一個《擲鐵餅者》。” 在歐洲留學期間苦練素描寫生的徐悲鴻，曾經得益于西方大師的雕像。當年赴歐洲留學、游學、考察的人數不勝數，惟有徐悲鴻帶回了巨大的六尊石膏像，而且無私地獻給中大藝術系，填補了中國美術教育的空白。它們曾經培養過幾代學生，讓一代又一代人受惠，其中不少在它們面前寫生的學生，早已成為很有聲望的畫壇名家。 學生畫石膏像寫生熟練了，徐悲鴻就安排裸體人物寫生課。先從上海請來一位女模特兒，又在南京物色了三位。徐悲鴻對模特兒很尊重，也要求學生尊重。有的其他系教授不懷好意，曾問藝術系學生徐風說：“學生作實物寫生為何要用裸體人物？狗也可以用嘛！”徐風照搬徐悲鴻的話反唇相譏：“人為萬物之靈，五官端正，身體曲線多美，獸類怎么可以相比！” 徐風把這段對話告訴徐悲鴻，徐悲鴻感慨道：“你講得對！封建殘余思想嚴重存在，無怪鼠目寸光的人少見多怪！知道這種觀念不合時代潮流，轉變也不容易。根本的辦法，還是大力宣傳和推廣現代藝術教育，我們做努力吧。” 同樣作為徐悲鴻的學生，曾經主持過中央美院研究生班的著名畫家韋啟美至今難忘的，是徐悲鴻與眾不同的教學風格。學生不出國門，就能體味西方繪畫寫實傳統的精華。此時，徐悲鴻的美術教育思想開始形成，那就是重視基礎、師法造化、中西結合、提倡寫實主義。中國美術走改革之路的理念，已經融入徐悲鴻的教學之中。 國立中央大學的舊址，是在今天的東南大學主校區。中大的禮堂還在，圓型蒼穹的標志性建筑，曾經是包括徐悲鴻在內的中大著名教授講演的地方。可惜中大藝術系老屋大多不在了，一片樹叢中留有一處平房，屋檐中間橫匾曰“梅庵”，是僅存的中大藝術系教室。踏在吱吱作響的紅木地板上，似乎徐悲鴻和他的學生并沒走遠。 “梅庵”前一棵老松樹，高大的軀干上綁著支架，柔韌的樹枝成弧狀低垂，一部分已是光禿禿的，另一部分仍有蓬勃綠色。這就是有名的“六朝松”，據說是六朝人種植，與南京古城一樣古老。站在“六朝松”下，徐悲鴻和他的學生有一張合影照片。時間應該是春天，穿著西裝的徐悲鴻怡然含笑，旁邊的同學也都放松自然，女生則身著毛衣，把脫下的外套挽在胳膊上。微笑著的孫多慈亭亭玉立，臉上沒有任何苦惱的痕跡。 命運似乎對她格外關照。在國立中央大學校園，滿足了一個女子追求藝術的愿望，而遇到畫壇大師徐悲鴻的悉心栽培，學業大有長進，前程不可限量。她太美麗，太年輕，在校園如鮮花一樣開放，很難想像世事的艱辛、人心的叵測和莫名的妒忌。 一九三五年，徐悲鴻找上海中華書局編輯所所長舒新城，請老友出版一本年輕畫家的畫冊。當舒新城知道徐悲鴻推薦的是孫多慈，大為吃驚。他當然明了徐悲鴻對孫多慈的特殊感情，但一家知名的書局，出版一個大學四年級學生的作品集，從未有過。當時能印畫冊出版，許多畫家都覺得可望而不可及，沒有很深的造詣和很大的名氣不敢碰。 時隔七十年，我走進上海陜西北路457號上海辭書出版社，而更早的時候，則是上海中華書局所在地。幾棟兩層小樓屬于文物保護建筑，回廊寬闊，圓柱挺立，窗戶呈半圓狀。五十年代中華書局遷往北京，其中的《辭海》編輯部沒有走，成立了上海辭書出版社，而上海中華書局圖書館也留下了，并入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四九年后，舒新城先生任《辭海》編輯委員會第一任主編，主持《辭海》（1936年版）的修訂，一九六○年去世。 曾撰寫《徐悲鴻年譜》等專著的王震，已經和圖書館接洽，把我要查的老畫冊從故紙堆中翻出來，摞在圖書目錄廳的長方桌上。他給我看線裝本《孫多慈素描集》，一九三五年九月中華書局出版，封面是深藍色厚紙，內里畫頁早就發黃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徐悲鴻給舒新城寫了封信，交給孫多慈帶往上海。這封徐悲鴻的親筆信，印證了王震對這段史實的研究：“新城吾兄惠鑒：前承允為慈刊集，感荷無量。知真賞不必自我，而公道猶在人間，庶幾弟與慈之誠得大白于天下也。茲囑其攜稿奉教，乞予指示一切!彼毫無經驗，惟祈足下代辦妥善，不勝拜謝。”
原來，這一年孫多慈將從中大藝術系畢業，徐悲鴻在為她的去向忙碌。舒新城眼光挑剔，但他對孫多慈的畫卻擊節贊嘆，看來徐悲鴻還是有分寸的。 孫多慈帶著徐悲鴻的信和一捆畫稿，到上海拜見舒新城。舒新城在一大堆書稿中忙得不可開交，告訴她說：“徐悲鴻交待的畫冊肯定要印的，只是別著急，徐先生的東西一擺兩三年，也是常有的。”孫多慈不敢多說，回南京找徐悲鴻如實秉告。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一日徐悲鴻修書一封：“新城吾兄惠鑒：慈返，已為弟道及見兄情形。承兄為作序，深致感謝。慈所寫各幅，已經弟選過。獅最難寫，兩幅乞皆刊入。孩子心理，欲早觀厥成。彼聞足下言：‘徐先生的東西一擺兩三年’，大為心悸，特請弟轉懇足下早日付印，愈速愈好。想吾兄好人做到底，既徇慈情，亦看弟面，三日出書，五日發行。尊意如何?” 徐悲鴻的急切心情，見于此信的字里行間。而舒新城的意見，畫集的序最好是徐悲鴻作，但徐悲鴻懇請舒新成親自撰寫，覺得友人見識不凡，會有另一種新意。“至于捉刀一節，弟意不必，蓋文如兄，自然另有一種說法(一定是一篇情文并茂之好文章)，比弟老生常談之為愈，亦愿趕快寫出為禱!此舉乃大慈大悲之新城，池中有白花，其光芒應被全世界。樣本等等，乞直寄中央大學孫多慈女士收為禱!她《述學》一篇要兄逼她寫才行。” 放心不下的徐悲鴻仍寫了則短文，闡述他對孫多慈藝術追求的肯定，以“拋磚引玉”，于六月二十五日寄往上海：“新城吾兄：當然我不能代兄寫一個東西，不過勾引兄的文章而已，我那個楔子，兄把他變成白話，補充尊見二十行便是妙文。拙作慈之小像，當年未曾加入弟之描集者，即作為慈集第二頁，第一頁慈自寫(五色印者)，然后第三、第四其父母像，請速印(精印五十冊)成，裝訂十冊，交滄洲路十四號謝壽康先生，請他分贈比國委員(不必等我編定，慈將此事交我代辦，兄先為她訂十冊應用，定本等弟編寄次第)，拜禱。” 信末，徐悲鴻補充了一句：“弟在極痛苦時期，兄幸哀憐我。” 徐悲鴻的痛苦，在于對孫多慈的愧疚與愛憐。其實徐悲鴻與蔣碧微的隔膜，早在孫多慈出現之前就出現了，他們的理念與個性已經水火不融。 一位徐悲鴻友人中肯地說：“實際上，孫多慈當年所受的委屈，多半與徐悲鴻夫人蔣碧微有關。但是平心而論，徐、蔣、孫之間，與其說是孫多慈卷進了徐、蔣的感情生活，毋寧說是孫多慈無辜地被卷進了徐、蔣之間早已存在的家庭糾紛旋渦。” 徐悲鴻畢竟是理智的，他幫孫多慈出畫冊，想提高她的知名度，以便爭取留學名額。他認定孫多慈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有合適的沃土就能長成大樹。 孫多慈畫集出版在即，徐悲鴻考慮再三，想到他的友人、中央大學美學教授宗白華，請宗白華看畫稿并作序。宗白華的評價超出了徐悲鴻的預期：“孫多慈女士天資敏悟，好學不倦，是真能以藝術為生命、為靈魂者。所以落筆有韻，取象不惑，好像前生與造化有約，一經晤面即能會心于體態意趣之間，不惟觀察精確，更能表現有味。素描之造詣尤深。” 徐悲鴻為孫多慈爭取官費留學名額，被蔣碧微知道了，又使這個表面平靜的家庭再起波瀾。當時按照美蘇等國的做法，比利時退回中國的部分庚款，成立了中比庚款管理委員會，由中比雙方派人負責，選派赴比留學的中國學生。催印孫多慈畫冊，徐悲鴻想拿來送給中比兩方委員，如他與舒新城坦言：“弟雖已接洽，不如示以實物堅其信念也。” 徐悲鴻找在法國留學老友謝壽康商量，時任立法委員的謝壽康在外交界關系甚廣。不料謝太太隨即轉告蔣碧微，蔣一聽就火了，她對徐悲鴻說：“你知道我的性格和脾氣，任何事情只要預先和我講明白，一定可以做得通。如果瞞住我，我可非反對不可！” 徐悲鴻的反應是漠然，似乎覺得與蔣碧微無關。但蔣碧微不是等閑之輩，她寫信給中比庚款委員會的中方代表褚民誼，又當面向褚告了一狀。而蔣碧微的身后還有張道藩，張道藩當然聽蔣的。但張以徐悲鴻蔣碧微共同的朋友出現，勸和似乎誠懇，作為當權的宣傳文化重臣，也兼著###的次長，徐悲鴻推薦孫多慈，更是一道過不去的坎。 八月六日徐悲鴻又寄信曰：“慈集日內當出版，應為之刊廣告，尤其在安慶，并希望在《新中華》上轉載，白華之文及其《述學》之文。弟在月前竭全力為彼謀中比庚款，結果為內子暗中破壞，憤恨無極，而慈之命運益蹇，愿足下主張公道，提拔此才。” 徐悲鴻的努力告吹，蔣碧微毫不掩飾她的快意，晚年她還記下她的“橫插一杠”，得意地說：“于是以后孫韻君也就未能成行。”徐悲鴻卻有另一種說法，其實孫多慈能出國，不僅能繼續深造，可能就找到她所愛的人了。已有家室和兒女的徐悲鴻，不愿孫多慈受傷害，寧可助她一臂之力遠離是非之地，讓她有一個更開闊的天空。 至此，蔣碧微與徐悲鴻的關系日益惡化。徐悲鴻先是試圖把孫多慈介紹給老同學盛成，無疑是鞏固師生之情的一種努力，后來真的超越了師生之情，又設法送孫多慈出國留學，則是他想找到的一種解脫。盛成在北平與北平女子大學畢業的鄭堅相愛，一同出國。一九三五年盛成夫婦回國后，舉家搬到南京居住。他說：“耳聞徐悲鴻的家庭糾紛從未平息，而且愈演愈烈了。我深知悲鴻性格倔強，認準了一條路就不可改變地走到底，想幫他一把。
“我對妻子鄭堅說：你有沒有辦法幫助悲鴻調和一下？回國后我見他的身體不好，又不知蔣碧微到底做如何打算，我很替悲鴻擔心。鄭堅自告奮勇地說，我試試看!當時，雖然悲鴻一家已搬進了傅厚崗的新居，但是他受不了家庭中沒完沒了的爭吵，獨自住在中國文藝社里。鄭堅邀請了丁玲、方令孺、徐悲鴻和我同去安徽滁州地界的醉翁亭過了三天。 “返回南京，大家擁著悲鴻徑直回到傅厚崗。鄭堅笑著對蔣碧微說，‘我們替你把悲鴻送回來了，你看看一點不差吧。’蔣碧微嘴角一動，露出一絲嘲諷的微笑，大聲回了一句：‘有人陪悲鴻玩呀，也有人陪我玩！’話音之外，大家悟到了所言之人何許人也，都閉口不言了。” 當時，盛成已經知道，蔣碧微與張道藩的關系不一般。 著名作家蘇雪林與孫多慈同為安慶老鄉，她記下了與孫多慈相遇的情景：“她第一次給我的印象很不錯：一個青年女學生，二十左右的年齡，白皙細嫩的臉龐，漆黑的雙瞳，童式的短發，穿一身工裝衣褲，秀美溫文，笑時尤甜蜜，我同她似有夙緣，一見便很歡喜，覺得自己若有這樣個妹妹，那應該是多么的好！” 當我翻開《孫多慈畫冊》時，在孫多慈名下找到《述學》，這篇不難讀懂的文言文，透出這位純潔才女的早熟：“吾終覺此世惟多殘酷、險詐、猜忌、虛偽。則吾所指為真善美之資，實無盡藏。一如造物之形之色，千變萬化，罔有紀極也。吾盡力以搜求之，擷取之，冶之。納入吾微末之藝，其無憾乎?其無憾乎?” 孫多慈原本是一個心地純凈的女子，只因得到徐悲鴻賞識，就有人背地說怪話，老師教孫多慈一個人算了。還有人用小刀割破孫多慈畫布，甚至造她的謠。而孫多慈在與徐悲鴻只是師生關系的時候，曾天真地以為，她心無芥蒂，可以同師母和平共處。當徐悲鴻新居落成時，許多人送禮，孫多慈也買了幾棵楓樹，請人送到徐府，并栽種于院中。蔣碧微聽說原委，當即全部砍掉。徐悲鴻憤恨不已，不停地練字曰：“無楓堂”。 出國無望的孫多慈，畢業后回到安慶老家。 我采訪中央美院教授韋啟美，他曾就讀于中央大學藝術系，是老資格的徐悲鴻學生。韋啟美是安徽省安慶人。我問韋啟美：“孫多慈是您同鄉啊，跟她打過交道嗎？”韋啟美說：“孫多慈啊，她是我的老師！” 我問，孫多慈沒在中央大學教過書呀。韋啟美說：“不是在南京，而在安慶。一九三六年我在安慶中學讀書，班上來了美術教師，就是剛從南京來的孫多慈。我們不叫小姐，叫先生。有一次，她拿張油畫給我們看，我坐在下面給她畫素描。等我畫完了，她走來看，說你畫的手太小了。人的手的大小，其實跟臉差不了多少，開始畫容易臉大手小。” “七七事變”后，韋啟美畫過一幅抗日漫畫，一個小日本人拿著斧頭，砍一個身強力壯的中國人，斧頭的口砍崩了。孫多慈夸獎一番，把它送到《安慶晚報》發表。韋啟美說：“你可想而知，我畫得很幼稚，但孫先生鼓勵我，推薦我的畫，她是我的第一個恩師。” 孫多慈隨家人離開安慶，韋啟美也隨家人遷往四川，并考上重慶中央大學藝術系，直接師從于徐悲鴻，又留在徐悲鴻身邊當助教。世界真的很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