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這是朋友的故事。一個朋友告訴我，我們一個共同朋友的事情。他跟他的美國男朋友住在一起，在華盛頓市，他的父親是個將軍，他有三個姐妹。他媽媽天天要給他介紹女朋友，奇怪他怎么過了三十歲還不結婚。他就一直瞞著，姐妹也都替他瞞著說“哥哥花”或者“弟弟花”，“女朋友太多不想定下來”。他父母到美國去住在他家，他就說那個男朋友是房東，家里掛的和男朋友的照片都換下來，就像電影里那樣。有一陣子他們幫一個女孩子辦綠卡，后來辦成沒有不曉得，反正有這么一回事。后來我就想，這有意思呀，可以寫成一個劇本。本來這些不夠一個電影故事，有一天洗澡，突然有靈感，一想，如果結了婚，后半段不就出來了嗎？大概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把劇本寫出來，寫好以后放了5年都沒有拍。那個時候中文影片在美國拿不到錢，在臺灣，同性戀題材也拿不到錢。我寫的《推手》在臺灣參加劇本獎徵選，就把《喜宴》一并送去了。《推手》拍完，他們就說，繼續拍那個劇本吧，蠻有意思的。那個時候，臺灣人的觀念里已經對同性戀比較開放了。 《星》：你想通過這個故事告訴觀眾什么呢？ 李：嚴格講這不是一部講同性戀的電影，如果是那樣的話也不會有那么高的票房。一般觀眾都把它當成一個家庭劇來看。家里有這樣一個問題，這些人將如何度過去，同時也檢驗一下我們中國的傳統倫理，主人公在這當中有一個何去何從的問題。你看到，故事里的起因是假的，從頭到尾都是假的，可所有的人付出的感情都是真的。這跟我以前真假虛實、價值倒轉的經驗可能有關系──我們翻過來看，在同性戀的世界里，我們認為的正常都是不正常的。所以我覺得，這是個反轉的情境，可以利用戲劇沖突的手段去探討人的問題，探討人性；從社會劇看是一個諷刺，從人性來講的話，我自己覺得還是蠻感人的。當然我不是同性戀，可是我會有別的問題。每個人每個家庭都有各種各樣的問題。當然，這個題材的戲劇效果和戲劇情境也很好。總之，你會覺得這是個可以work的東西。 《星》：我覺得你的影片是靠挖掘人性中非常普遍的東西來取勝的，而且我感覺盡管你的電影都很成功，但里面并沒有浮躁的東西，而這些浮躁恰恰在一些中國電影里很常見到。于是我想問問你，你在拍電影的時候最不能放棄的東西是什么？或者說你最想表達的核心的東西是什么？ 李：我想，不管怎么樣變--一樣東西久了，不換藥，湯總要換一下，如果說有一些到現在還沒有變，或者說將來可能也不會變的話，我想可能就是人際關系吧。人際關系中的宗旨對照。在人際關系的這個范疇里，所謂的宗旨是你需要自由，需要逃出來，這就是一個約束力，規矩，倫理。人不能孤獨地活著，總要和別人有關系，這就是人際關系。小到家庭、夫妻、朋友、大到國家、戰爭，人跟人都有關系，這是我有興趣的，可是人套在一個關系里，你又覺得不自由，像呼吸一樣，吸一口呼一口，呼一口吸一口。到上部片子為止，都是這樣的細節，社會發生了變化，人產生了不適應，他做出了反映，說明白了就是變化的時代里不變化的人的東西。大概就是這些，我一直感覺有興趣，我想關心，就像一般人一樣，對自己有關的事情，他會投入，也容易產生共鳴。所以我說.如果有什么還沒有變的話，大概就是這些。其它的，我想花樣盡量翻新了，不破不立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