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國強 進入21世紀以后，就經常看到關于農民發明的報導。剛開始只是感覺好玩，后來在2004年底，我看到安徽農民李玉明制作的霞光一號潛水艇圖片，被天趣的造型所感動，于是開始和他聯系，在05年2月就收藏了這個潛水艇，這是我農民創造物收藏的第一號。同年6月，我擔任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的策展人，藝術家孫原和彭禹提出了邀請農民杜文達到威尼斯展出飛碟的想法，我相當支持，《農民達芬奇》這個展覽，應該說與當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有某種聯系。通過多年來持續收藏的農民創造物，我一直在等待一個機會，能夠做一個完整的呈現，同時也借助這個計劃，討論中國個體農民的創造性、中國農民在現代化的貢獻，以及農民的現實處境等社會議題。2010年，深具博物館歷史的上海外灘美術館重新建置，邀請我做開館展，又恰逢上海世博會期間，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理想的機會。以世博會起源的主旨—追求美好生活，展現人類發明創造為背景，同時也給予眾多高端國家館和企業館的世博會另外一個視點。中國社會正為從“中國制造”轉變為“中國創造”的身份而焦慮，正是改革開放以來，幾億農民的付出，使得現代化社會的建設和城市的美好生活得以發展。上海世博會的口號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為此我提出了“農民—讓城市更美好”的口號。 我出生的故鄉泉州是一個小城市，它保有一種鄉鎮的風貌。我家住在城墻和環城河內，城外就是農村，小時候常在城墻上與城外的農村孩子打架扔石頭，也在河里與他們游泳釣魚，我的母親在河的這頭洗衣服，他們的母親則在河的另一邊洗衣服，我的奶奶當年是前后挑著我的父母親搬到城里來的，我家里的農村親戚總是不斷。一直到我去了上海讀書，再搬到東京和紐約，現代藝術活動的范圍，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經濟發達的國家。2001年我回到上海做APEC焰火計劃，后來又在北京做奧運會等，在中國所做的活動大都以官方的身份在做，這一次雖然與上海世博會同時，但是這個展覽是完全以個人的身份參與，透過這個計劃，使我有機會進到中國廣大的農村(為了這個展覽走訪了八個省市的農村)對住在那里的人們有更多的接觸和了解。 這個展覽是我第二次大型農民題材的計劃。第一次是《威尼斯收租院》，原作《收租院》是1965年政府策劃用來宣傳解放前，農民階級受剝削的悲慘生活狀況而請來雕塑家們創作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代表作品，我的創作方法是請來原作者之一龍緒里和幾位年輕的雕塑家，把“看雕塑”轉為“看做雕塑”的藝術形式，每次展出都重新表演制作一次。《農民達芬奇》展覽里，我是收藏者、策展人，又是藝術家，我在整個展覽中的分寸是需要小心拿捏的，我的因素少了，展覽看起來只會像農民創造物的博覽會;而我的因素多了，又會顯得農民的創造物都只是我的裝置材料而已。在看得見飛碟、航天飛機和飛機的廣場里，以三幅巨大標語、一座農民的工房和一群在現場制作的農民，創造熱火朝天的建設工地及其宣傳性的氛圍。樓頂上空的飛碟下，大墻上書寫的“不知如何降下”，是源于杜文達只專注在如何讓飛碟飛起來，放在這里似乎傳達了對中國社會高速發展的擔憂。在飛機和航天飛機的旁邊，有句“重要的不在飛起來”，除了對農民創造者精神的評價，也是對當今人心夢想淡漠、追求物質功利的反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