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新加坡電視臺趁我訪新期間，為我拍攝了以“風箏不斷線”為題的特寫片。編導王麗鳳小姐選擇了清靜的海濱樟宜作為我們輕松對話的自然環境。“風箏不斷線”是我創作的基本觀點，我以作品比之風箏，作品不等于現實，否則便不能騰空飄揚。但高揚的風箏不宜斷線，那線，是作品與啟示其靈感的母體之間的線，是作品與人民感情千里姻緣一線牽之線。 從人民的感情談開去，王小姐緊抓我的要害：什么是當年從巴黎決定回國的核心問題？不時遭到民族的歧視，懷鄉，這是負笈海外的貧窮國家留學生的共同感受。我曾對自己說，忍受吧，哪怕含羞忍辱，也要將自己沒有的東西學到手。幸乎不幸乎，我從事藝術創作，不同于科技。在國外，中國科學家完全可以爭取到同外國的科學家在同一條跑道上競走。然而藝術之道，道可道，非常道，追著別人的道走必然走進死角。如果我留在巴黎，通過不懈的努力，也許在法蘭西的大花園里增添一朵小小的月季花或玫瑰花，我不甘心。我寧愿回到荒涼的故國，在風雪中爭開出屬于自己的臘梅花來。當我到三味書屋瞻仰魯迅童年眼中的那棵臘梅花時，深深地愛她，我未必是能開花的臘梅，但中國土地上臘梅花的獨特品種是不會絕滅的。 到異國開花的中國藝人也是有的，近幾年來更有大量的年輕畫家出國闖天下，愿他們在生活上順利，但在藝術上，他們將經歷性命攸關的搏斗。吸取營養，開闊眼界，知己知彼，他們是幸運者；然而大都又將是不幸者，正開花結實的桃樹拔根移植，成活率有多大？孤陋寡聞是不利因素，土生土長是獨特風格，如何看待兩者間的辯證關系呢？晉北人走西口，鳳陽人打花鼓，都是為了逃荒，人們同情逃荒者。我曾寫過一篇短文《可憐祥林嫂》，說如果祥林不死，如果婆婆的心不那么狠，祥林嫂是不會低三下四到魯四老爺家當女傭的。俱往矣，但愿不愉快的經歷都已成歷史，中華民族文化的弘揚已提上日程，開放、交流、來去自由，諒來流落海外的優秀人才大都是愿回到祖國來創造真正屬于自己，屬于民族國家的獨特藝術，正因他們嘗夠了甘苦，進一步體會到人、藝與土壤的血緣關系。1989年我在美國，也有友人建議我留在那里，我衷心感激地表白：留下來生活上倒能養得活，但藝術上已養不活了。我并非先行者，是特殊的歷史條件將我逼上了羊腸小道，不得不跨越獨木橋，今日已登上年齡的高坡，回顧走過的路，呵，那羊腸小道，那獨木橋，將正是高速公路與立交橋的必經之處呢。 故國之思其實也是故里之思，人總是戀念久久生活在其間的事事物物，受熏陶于風俗人情之醇厚。在某地住久了便滋生感情，往往有第二故鄉、第三故鄉之感。我生長于江南，落戶于北京，南下是回去，北上又是回來，永遠生活在母親的懷抱之中，偉大的母親。近幾年我也到國外寫生，到巴黎寫生心情激動，是緣于舊情，那是我學習的故鄉；到美國、新加坡、日本、泰國寫生，似乎只是探尋些異國風情。去年到晉北河曲一帶黃土高原寫生，雖是初次去，但那浩渺的黃土，滾滾的黃流，使我感受到自己是炎黃之土的子孫，不是來獵奇的旅游者。秉明曾指出我早期風景作品大致分為兩類，一類屬游記，另一類只表現身邊景物，倒充滿著深情。我很珍惜秉明的慧眼。 我的探索離不開土地，是腳踏實地爬行的。早期、中期作品基本是寫實面貌，晚年來，有半抽象的傾向，是別人認為我有抽象傾向，我自己只是追求概括、洗練、寫意、突出意象而已。我的抽象觀念只是從對象中抽出其造型美的獨特因素，表現對象的精神實質。我也傾向于“憶”與“夢”，憶與夢還是源于現實。 1990年5月于新加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