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代藝術與投資》：你曾說自己在“農民達芬奇”展覽里既是藝術家又是策展人，你覺得自己在展覽中的角色是策展人的成份多一些，還是藝術家所占的成份多一些？ 蔡國強：當然是藝術家。展覽開幕后無論好壞，大家都會把賬算到藝術家頭上，最終還是得由藝術家來埋單。 《當代藝術與投資》：那么展覽中的農民達芬奇們是藝術家，還是作品的一個部分？ 蔡國強：當然是藝術家，這些農民就是藝術家。 《當代藝術與投資》：同樣都是藝術家，你覺得你和這些農民達芬奇們的區別在哪里？ 蔡國強：農民達芬奇們做出了發明創造，我把這些素材組織成一個展覽。 《當代藝術與投資》：這些農民達芬奇和真正的藝術家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蔡國強：相同點是，第一他們都有強烈的好奇心，這是全人類都共通的。第二他們都有相似的目標，就是要創造，要制作一個東西出來。不同點是，藝術家要在美術館或相似的地方工作，制作作品或參加展覽。但農民是在天底下制作他的飛碟或者飛機，最終是要讓它們飛起來。 《當代藝術與投資》：是不是可以理解成這種區別同美術館等等藝術體制有關？ 蔡國強：關于藝術體制的問題有些復雜，我本人有很多作品和活動其實也是在體制外的。所以這個問題也不一定與體制有關。 《當代藝術與投資》：在展覽以前，你曾有兩年多時間走訪中國鄉村尋找這些農民達芬奇，尋訪的過程是否也是作品的一部分？ 蔡國強：當然。尋訪的過程也有一個紀錄片留下來，我希望通過媒體把展覽的理念，把這些農民發明家的故事，以及個人的聲音如何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得到表達途徑和引發反應，把這些問題放射到整個社會中去。所以這次展覽的標語蔡會寫的很大，才會在外灘的震旦大樓上用大屏幕在播放“農民讓城市更美好”。 《當代藝術與投資》：“農民達芬奇”接下來會有全球的巡展嗎？ 蔡國強：我們有這個想法，但現在還僅僅是一個愿望，最終還要看各方協調的進展如何。 《當代藝術與投資》：如果巡展的場地不在中國，展覽內容會做什么調整？ 蔡國強：調整肯定是會做。但至于如何調整還是到時候看情況決定。 《當代藝術與投資》：“農民達芬奇”的方法和理念，和孫原、彭禹的“農民杜文達的飛碟”在方法和理念上有什么相同或不同？ 蔡國強：我和他們的相似之處，是我們都關注到一些并不是藝術家所做的東西；不同的地方是，他們的作品是放在威尼斯雙年展這樣一個現代藝術的國際展覽上，而我的展覽則放在一個沒有國界和區域限制的，屬于全人類的世界博覽會的背景中。 《當代藝術與投資》：沒有入選參展的這些農民達芬奇中，有什么作品讓你印象特別深刻的？ 蔡國強：有一位前農民，說他是前農民因為他現在已經有了城市的戶口。這位前農民用機械制造了一個吸塵器，在馬路上推過去的時候就會自動吸走地上的垃圾，不需要用電。這個我感到很有意思。 《當代藝術與投資》：在展覽醞釀和準備的過程中你曾經同研究農民問題的學者一起工作，請問他們的意見對展覽最后成型有什么作用？ 蔡國強：請教這些農民問題的學者是因為我本人對這些事情的接觸并不像他們那樣深入。對于歷史上的一些問題和狀況，我并不是特別了解。這些專家和學者給我很多幫助，讓我能夠知道一些歷史情況，認識一些由農民身份在這個國家引出的現實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