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現場表演藝術公司所面臨的需求和成本情況。該圖再現了第6章中所闡述的平均總成本和邊際成本曲線。平均固定成本在這里沒有被單獨列出來。因為AFC=ATC－AVC，所以該成本可以由兩條曲線的垂直距離表示出來。在圖6—1中，成本曲線對應著橫軸上作為數量度量的演出場次。 在圖7—1中，演出場次乘以了劇院的容納量，因此，橫軸現在度量的是可出售座位的數量，它隨著演出場次的增加而向右側增加。例如，假設劇院可以容納1 000個觀眾，那么一場表演＝1 000個座位，五場演出＝5 000座位，依此類推。因此，這里的成本是以每個可售座位為單位來衡量的，而非以每場演出為單位。這并不會影響曲線的形狀，只是增加了其在縱軸上的高度，因為現在是用美元來進行衡量。這種數量標準的優點是，由于消費者需求是使用每個座位的票價表示的 ，就使我們能夠在成本曲線圖中同時繪制出需求曲線和邊際收益曲線。這兩條曲線在圖7—1中分別以曲線D和MR表示。（邊際收益的概念我們已經在第5章中進行了解釋。） 圖7—1某家經營戲劇的企業的價格與產出決定 這里應當注意一下門票的需求曲線，它說明了在任一既定的價格水平下，售出的座位數量。為了論證售出的座位數量與可出售的座位數量之間的相等關系，可以轉化為某個固定比例的演出場次，我們需要增加一項假設，即劇院每場演出的門票都會全部售出（無論如何都要售完最后一張門票）。這一假設或許有些不切實際，但如果不這樣做，就無法確定所描述的模型中的演出周期。在這一假設下，我們就可以把演出場次，演出周期的時間長短，或總參與人數作為數量等級的衡量尺度。 索思比和威瑟斯運用了一種不同的分析方法。他們選用了在某種既定產品的壽命期內，所售出的實際座位數來充當數量的衡量尺度。這樣做的一個優點就是，不必假設劇院的門票每次都是售空的。事實上，不難相信，索思比和威瑟斯假定了每場演出的上座情況在演出周期趨于結束的過程中是不斷下降的，這樣，如果每場演出的成本是不變的，每個售出的座位的成本就是上升的。這種情況使他們得到了一條向右上方傾斜非水平的邊際成本曲線，正如制造業或農業公司的邊際收益曲線一樣。參見同上，第17頁；以及C D Throsby，“Production and Cost Relationships in the Supply of Performing Arts Services”，在K A Tucker編著的《Economics of the Australian Service Sector》（London：CroomHelm，1997年）中，第414頁—第432頁，引證在第418頁和第425頁。但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向上傾斜并不是由于傳統情況中的產品收益遞減，而是由需求方面因素的變化而引起的生產條件改變的結果。因此，在索思比和威瑟斯的模型中，單位成本是由需求與供給條件共同決定的，這有悖于微觀經濟分析中對為供求進行獨立的解釋說明的慣例。我們選擇可出售的座位數而非已售出的座位數作為產量的單位，是為了避免混淆需求和供給因素，從而使分析保持明確與清晰。參見Mark Lange，James Bullard，William Luksetich和Philip Jacobs等人在“Cost Functions for Symphony Orchestras”一文中對Throsby和Withers程序的反對意見，該文章刊登在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9，第2期（1985年12月）：第71頁—第85頁，引證在第73頁—第74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