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美 美與對藝術的思考之間有著很深的關聯。哲學中研究藝術的分支 美學也研究美的本質。許多人想當然地認為藝術品就該是美的，甚至藝術的全部目標就是美。我們為何會這么想？我們所想的是正確的嗎？ 18世紀，當我們的藝術范疇開始形成之時，美與藝術被放在一起討論，因為二者都被認為提供了快樂。當哲學家們自問，這種快樂的特點是什么、它是如何被感覺到的時，他們的回答是：它是一種智力上的樂趣，我們通過一種被稱為無功利靜觀的特殊的注意力來感知它。他們所說的“無功利”，意指我們在觀看時拋開一切個人的、實際的利害關系。比方說，如果我們察看一個桃子是否已經熟得可以吃了，那么我們就是帶著對直接的個人利益的考慮在觀察它。如果我們往后退，欣賞它的顏色、紋理、飽滿的外形，而心中并未想到吃它，那么我們就是在不帶私心地觀察它。如果我們喜歡自己所見到的，那么我們說，這個桃子是美的。 愛德華·韋斯頓（Edward Weston）的攝影作品《卷心菜葉》（Cabbage Leaf，2.9）體現了這種冷靜的、保持距離的注意力。凝眸注視著光線輕撫優雅地拱起的菜葉，我們幾乎可以感到自己的想象脫離了實際的思慮（它適合做成涼拌卷心菜嗎？它是不是太蔫了？）。在看的時候，我們逐漸意識到，這個彎曲的物體是一個純形式，而根本不是一個叫做“卷心菜葉”的東西。它看上去大概像拍岸的浪，或拖在草地上的舞裙。讓自己的想象力這樣跳躍飛舞，是哲學家們所描述的快樂的一部分。 但我們在看藝術品時，是否總能感到快樂？對于一幅像貝利尼（Bellini）的《圣母憐子》（Pietà，2.10）這樣的畫而言，“憂傷”可能是更合適的詞。畫的標題Pietà是意大利語，意為“憐憫”，它是基督教藝術中一個基本題材的名稱，表現的是耶穌被人們從釘死他的十字架上放下來后，他的母親馬利亞抱著兒子的情景。貝利尼把這件作品設計成一幅禱告像，即意在集中和激發宗教冥思的畫像。雖然題材既令人悲痛又感人至深，并不能讓人快樂，但許多人還是會覺得這幅畫是美的。 一些理論把美與對稱、簡單的幾何形式和純色這樣一些形式特征聯系起來。比方說，在《圣母憐子》中，貝利尼把馬利亞的長袍處理成一個對稱的三角形。基督所纏腰布的白色在馬利亞的頭巾上得到了延續。頭巾的曲線與背景中路的蜿蜒曲折相呼應。她長袍的純藍色和純紫色與天空的淡藍色形成呼應關系，也與她背后植物的深綠色相配，畫的其余部分則用的是柔和但鮮艷的礦物顏料。如果我們覺得貝利尼的《圣母憐子》很美，使我們有此反應的興許就是以上這些特質。 為了靜觀貝利尼畫作的形式美，我們使自己與使人產生同情的題材分離開來，有點像愛德華·韋斯頓為了拍攝照片，而超脫于他對卷心菜可能產生的一切感覺。但不是所有的藝術都能如此輕松地做到這種超脫。像弗朗西斯科·德·戈雅（Francisco de Goya）的《克羅諾斯食子》（Chronos Devouring One of His Children，2.11）這樣的畫似乎關閉了產生審美距離的一切可能性。它攫住我們的喉嚨，展現給我們一幅恐怖十足的圖景。 作為一名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幾十年里度過職業生涯的西班牙畫家，戈雅親身經歷過混亂的年代，親眼目睹了可怕的殘暴、愚蠢、戰爭和殺戮行為。作為一名為西班牙宮廷服務的官方畫家，他受命畫輕松愉快的場景、寧靜祥和的風景和高貴莊嚴的肖像。在他出于個人原因創作的作品中，他表達了自己對人性日益悲觀的看法。《克羅諾斯食子》是戈雅在自家墻上畫的一組夢魘般的畫中的一幅。根據它們不可抗拒的視覺力量和急迫逼人的寓意，我們認為它們是非凡的藝術。但我們必須承認，它們把快樂和美的觀念遠遠地拋在了身后。 藝術確實能夠產生快樂，正如最先研究美學的那些哲學家所強調的那樣。但它也會激起悲傷、恐懼、憐憫、敬畏和其他各種各樣的情感。一條共同的主線是，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都因畫本身的緣故而發現了觀看體驗的寶貴。藝術讓觀看有了真實的價值。類似地，藝術可以是美的，但并非所有的藝術都試圖變成美的，美不是藝術的必要條件。美一直是一個難以理解的概念，每個人都能感覺到它，許多人因它而產生爭執，卻沒有一個人能定義它。藝術家跟我們所有人一樣受到了美的強烈吸引，一次又一次地回歸于它，盡管回歸的形式并不總在我們的意料之中。他們常常在新的天地，比如一片卷心菜葉中搜尋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