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從2002年您移居上海工作居住之后，開始了“窗”的主題的創作，這是否是您將目光轉向對城市人心理特征描寫與私密性精神探究的一個重要階段？

蔡：謝謝！我非常同意這種提法。從2000年后我對墨色的“灰”一直有種平和的興奮點，開始的“窗”系列說的是概念性的心理問題。而近兩三年的“水墨影像”系列作品則細化了這種概念性，心理深處的私密性探尋常常引起我創作的欲望，當今社會從“精神失常”，到所謂的“城市綜合癥”出現了“內分泌失調”“亞健康”等等人的身心問題實際上均是精神所致，在此行為下的各種超常舉動，如正常或非正常生活中的“情感出軌”“冷暴力”等等，我的作品偏中性，表現許多灰色地帶很適合用“灰灰的墨”來刻畫，甚至濃重的黑墨也是種心理灰色般的感受。我覺得各種“私秘性的活動”都是在精神需求與失去方向后的下意識的失常行為。或許這正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所積下的種種欲求與精神家園喪失的必然結果。這其中背后的政治與文化的巨大落差使單一而表面的經濟激增顯得過于蒼白了，如此種種的確值得我們去深思。

庫：在您的畫面中，“窗”作為一種具體與抽象兼具的視覺元素，一方面凸顯了城市人孤獨而冷漠的個人生存狀態，另一方面在形式上也是一種個性非常鮮明地視覺符號，您怎樣發現的這個符號？

蔡：其實一切都是自然生成的，生活在上海這樣的城市不可能對居住的樓房形態與其中的生存空間視而不見，站在自己房間的窗前看對面的房屋無論有無興趣所看到的仍然是一個個的“窗子”，人們總是想通過窗子探究里面的情況或景像，“窗子”構成了城市人與人之間隔閡與溝通的方式，這種方式最終則變成了一種即具像又抽象的藝術形式，不過書寫十字窗子的時候，最初聯想到了中國漢字“田”的筆劃構成。《窗》可以理解為一種限制與束縛，也可以視為無奈的但可以打開的愿望，又可以聯想為無望的精神禁錮，都有可能卻又十分復雜。

庫：在“窗”系列作品中，有很多都是一個或是多個睜大眼睛望向“窗外”的面孔，顯得孤獨而緊張，為什么要在畫面上這樣處理？

蔡：“窗”與“眼睛”很有意思的成為相近甚至相同的主觀客體，“窗”作為居住空間，好似視覺與呼吸的通口與同樣具有“視窗與觀察功能的眼睛”其精神實質相同。直視的面孔、睜大的眼睛、人人見到都會明白其中的道理。

當下，人的奢望很多------生存環境、自由、民主、成就、快樂、幸福等等，并常常伴隨著痛苦與無望，日久生疾。

庫：在“窗”的系列作品中，另一個特色就是畫面的排列與組合方式，您好像有意識的采用了一種水墨中非常罕見地手法，將一張張臉孔羅列、堆積起來，組合成一個大的集合體。這是否也是您在水墨觀看方式上所進行的一種有意的嘗試？

蔡：開始時、的確有這種設想。一件好的藝術作品不外有兩種主要考慮，一是作品的表達觀念、想說明什么。“窗”想說的是問題，很個人化、心理化，個人問題與集體問題并存，堆積起來便是當代城市居住形式的濃縮模型，只不過是有序和無序并存。“窗”系列，不同的作品，構成表現區別很大。另外，做為繪畫形式本身，作品在視覺形式上必須要給人新奇的感受，排列集合便是這個道理，以便更加到位的表達濃縮之后的城市主題。

庫：現當代水墨領域內，像您這樣注重個體性的私密敘述的藝術家是非常少見的，而且你的創作主題與水墨“傳統”看上去也相距甚遠，當時為什么選擇了這樣一種更為個體私密化的表達方式？

蔡：這即與我個人成長過程、心理經歷有關，更與時代大背景和社會人群中出現的大量精神病疾——心理失衡有關。從“50后”到“60后”直至“70后”慢慢的一種社會責任、使命感漸漸的由強變弱，“80后”與“90后”的個人化與極端自我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似乎“人人都追求私密空間”，從精神到肉體、自主、自戀、自慰現象比比皆是。我很注意的去研究這種私密化，也喜歡用很心理化的方式去表現這一時代的個體心理。藝術家也要研究自己關心的文化與心理趨向，有時候，看自己從中也能看穿他人。

回到作品，我覺得這種表達形式的私秘化方式很自然，也很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