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本刊記者李晶 “我沒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過平靜的生活。”這是我國著名作家、翻譯家、已故著名作家錢鐘書的遺孀楊絳先生在百歲生日時曾寫下一句話，但目前她的平靜生活正在被打破。 “此事讓我很受傷害，極為震驚。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間的私人書信，本是最為私密的個人交往，怎么可以公開拍賣？個人隱私、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為商品去交易嗎？年逾百歲的我，思想上完全無法接受。”對于今春拍賣公司將上拍多件錢鐘書、楊絳、錢瑗(錢鍾書和楊絳女兒)書信及手稿。102歲的楊絳表示無法接受。 一波三折的拍賣 從去年的“過云樓”開始，文物古籍、名人手札書信開始成為拍賣場的寵兒。特別是北京匡時的“南長街 54 號藏梁氏重要檔案專場”以 6709.2 萬元的高價以及100% 的成交率顯示出市場的熱度。梁啟超的手稿《袁世凱之解剖》以713 萬元的高價成交；梁思成、林徽因的文定禮本以 379.5 萬元成交；梁啟超關于創辦《國風報》 宣傳立憲思想的信札以 264.5 萬元成交。這些均高出估價數倍甚至數十倍。 在如此利好的市場行情下，錢鐘書書信、手札的出現對于拍賣公司而言絕對是個驚喜。相比擁有一件錢鐘書信札的北京傳是和擁有三件錢鐘書、楊絳書信的北京保利，中貿圣佳計劃在6月22日拍賣的“也是集——錢鐘書書信手札專場”更加引人注目。因為專場內容包括錢鐘書、楊絳、錢媛書信及手稿等作品，共計109件。而且這些作品屬于首次最大規模曝光。據了解，此專場包括了60件錢鐘書毛筆書信，13封楊絳鋼筆書信以及6封錢瑗鋼筆書信。這些書信都是與香港《廣角鏡》雜志社總編輯李國強的書信往來。另外還有兩部錢鍾書、楊絳的手稿，一部是207頁箋紙鋼筆《也是集》手稿，另一件是楊絳6頁《干校六記》校勘。 得到這樣的重量拍品，中貿圣佳很高興：“錢鍾書書信手稿如此最大規模的首次曝光，對于在近現代文學史中對錢鍾書的研究可稱價值巨大”、“錢鍾書真跡如此整體系統地拍賣可謂尚屬首例，且空前絕后。”在拍賣前期的宣傳過程中，他們不遺余力地為“錢氏手稿”造勢。藏家們也很高興，紛紛摩拳擦掌準備打好這場“硬仗”。可人們似乎忘了作為寫信人之一、錢鐘書的遺孀楊絳是否高興。事實上，她很不高興。 2013年5月26日，一則公開聲明讓拍賣界炸開了鍋。楊絳在聲明中堅決反對自己和家人的私人書信被拍賣，并表示：“希望有關人士和拍賣公司尊重法律，尊重他人權利，立即停止侵權，不得舉行有關研討會和拍賣。否則我會親自走向法庭，維護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權利。”此事迅速引發輿論熱議。中國國家版權局、中國拍賣行業協會、中國作家協會等先后發表意見，支持楊絳。 6月2日，楊絳第二次發表緊急聲明，表示決不妥協、堅決維權到底。隨后，北京保利和北京傳是兩家拍賣公司表示第一時間撤拍拍品，擁有最多件書信的中貿圣佳并沒有做出回應。因此，楊絳委托律師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申請訴前裁定，請求法院責令中貿圣佳立即停止公開拍賣、展覽、宣傳楊絳享有著作權的私人信件。 6月3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作出訴前禁令裁定，要求中貿圣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不得實施侵害錢鐘書、楊絳、錢瑗寫給李國強的涉案書信手稿著作權的行為。但是在今春征集難的行情下，撤拍如此多的重量拍品對中貿圣佳確實是個“艱難的決定”。所以在6月4日還對媒體表示不會撤拍的中貿圣佳又于6月6日宣布撤拍。 此時，幾家拍賣行已經全部作出撤拍的聲明，但是錢老夫人依然決定“走向法庭”。據悉，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已經在6月7日受理了“原告楊絳訴被告中貿圣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李國強侵權糾紛民事訴訟案”。 當權利發生沖突時， 誰優先？ 在拍賣公司與楊絳先生的紛爭中，輿論似乎一邊倒地支持楊絳先生。作為一位受人尊敬的學者，一名102歲的老人，楊絳的情感訴求得到了人們的理解和同情。但是除卻感情因素，這場紛爭中暴露出了一個重要的法律問題：當權利發生沖突時，誰優先？ 當物權和著作權發生沖突時 “這是一個拍賣活動。在拍賣中，這些信件涉及的是物權的轉移。那么，首先應該明確誰擁有物權。”中央財經大學拍賣研究中心名譽主任、人大律師學院兼職教授王鳳海說，“一般來說，在《物權法》中，動產占有即所有。除非能舉證委托人是非法占有的，否則只要法律不禁止轉讓，就可以轉讓。” “信件屬于動產，那么目前它持有人，為它的所有人。這位持有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他人代為辦理委托拍賣手續，其有權利決定采取何種方式處置信件，包括私人收藏、或者轉讓，如果轉讓，其可以選擇洽購或者拍賣。此時，拍賣公司接受物權所有人的委托，對物品進行拍賣就是順理成章的了。”王鳳海進一步解釋。 “創作者通過買賣、或其他合法方式，將作品轉讓給他人時，作品的所有權和著作權就發生了分離：作者保留了著作權，擁有者則依法取得了作品的所有權。作品擁有者對作品享有的是物權，而作者的著作權屬于知識產權。當兩項權利發生沖突時，應堅持物權優先的原則。”王鳳海認為，“所以說該批信札的拍賣需要經過楊絳的允許，在法律上是沒有依據的。此批信札在誰手里，誰就擁有所有權。楊絳個人也沒有權利要求撤拍，只有委托人和公權力機關才有權利要求撤拍。如果楊絳希望撤拍，可以請公權力機關介入。” 當物權與隱私權發生沖突 “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作品原件所有權的轉移，不視為作品著作權的轉移，但作品原件的所有人應享有作品的展覽權和物權。也就是說，楊絳先生擁有信件的著作權，但對信件享有物權和展覽權的是目前擁有信件的委托人。”王鳳海介紹。 那么依據《著作權法》，委托人對拍品行使展覽權似乎無可厚非。但是與一般拍賣標的不同的是，此次發生糾紛的拍賣標的是信件。作為私人往來信件，其中難免涉及到一些寫信人和收件人之間的“小秘密”，這些秘密也許是一方不愿意公之于眾的隱私。那么在物權與隱私權發生沖突時，誰該為誰讓路呢？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程嘯博士認為，隱私權是人格權，是維護人格尊嚴所必須的，是最優先受到保護的。“在本案中，李國強享有信件的所有權，但信件上同時還有他人的隱私權和著作權。他無論是將信件贈與、出售給他人，抑或委托拍賣公司拍賣，都侵害了錢先生、楊先生和錢瑗的隱私權等人格權益。其實，在權利沖突時人格權益優先于財產權益方面，我國法院有很多案例。比如，畫家給裸模畫油畫。畫家畫完了，擁有著作權；他將油畫印刷成冊，是在行使著作權。問題是，在沒有得到裸模同意的情況下，這種行使著作權的行為就侵害了模特的隱私權、肖像權甚至名譽權。”他還強調，“此外，我國物權法第7條明確規定：物權的取得和行使，應當遵守法律，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因此，私人信件的所有權人在行使其所有權時，不能侵害他人的權益，否則就構成侵權行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有一個問題是大家忽略的：隱私權的判定不是個人，而是公權力機構。往來書信不同于一般的書畫作品，如果通信當事人認為涉及隱私，可以提交公權力機構，由公權力機構判定，是否有隱私？是否能公開？是否能轉讓？”王鳳海提醒大家注意，“這個事件中，如果委托人就是收件人，那么楊絳可以直接向公權力機關主張隱私權。如果委托人不是收件人，那么就要追究委托人是如何得到信件的。如果是通過非法途徑取得，那么就不止是民事責任了。如果是通過贈予或者買賣得到信件的，那么就表示收信人已經有限度地轉讓了隱私權。同理，如果這批信札是楊絳贈送給收信人的，也表示她把她的隱私權有限度地進行了轉讓。” “其次要注意的是隱私權不能共享，也不能繼承。這就意味著即使楊絳要主張隱私權，也只能主張自己的。如果信件是錢鐘書寫給其他人的，那么楊絳是沒有隱私權可言的。”王鳳海強調。 拍賣公司撤拍違法，不撤拍侵權？ “現在，輿論幾乎一邊倒地支持楊絳，認為如果不撤拍就侵犯了楊絳的隱私權。但實際上拍賣公司撤拍，才是違法。”在一片質疑聲中，王鳳海語出驚人。 “在國外成熟的社會體制中，思考問題應該先是是否合法，其次是是否合理，最后才是是否合情。但在我國恰恰反過來了。”王鳳海說，這件事情其實很簡單，但因為我國的法制建設不健全，人們習慣以‘情、理、法’的順序來處理問題，反而將簡單的問題復雜化了。 “首先，大家認為楊絳先生已經表示強烈反對了，拍賣公司就應該撤拍。但是在法律上講，只要拍賣人接受了委托，簽訂了拍賣委托合同，他們之間的法律關系就成立了。此時，除非委托人自己在拍賣前撤拍，或者是公權力的介入撤銷拍賣，拍賣公司是沒有權利撤拍的。如果在這個事件中，保利、中貿圣佳他們是自行撤拍，那么毫無疑問他們是違法的。而楊絳也應該通過公權力機關要求拍賣公司撤拍，而非自己直接主張。”王鳳海從另一個角度分析道。 “其次，對于信件公開展示侵犯了寫信人的隱私這一點，我們可以在《拍賣法》中找到這樣一條：‘拍賣人應當在拍賣前展示拍賣標的，并提供查看拍賣標的的條件及有關資料。拍賣標的的展示時間不得少于兩日。’也就是說，拍賣公司對拍品進行公開展示是《拍賣法》必須履行的法定程序。如果不履行才是違法。”王鳳海說,“再者，有人要求拍賣公司公開委托人姓名，質疑拍賣公司不公開就是包庇。但是拍賣本身就是隱名交易，在委托人和競買人的要求下，拍賣公司有義務為其保密。” 對于已經撤拍的事實，有人疑惑即使這批信札中有部分涉及寫信人的隱私權，那么將整個專場的拍品全部撤拍是否有點兒“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悲哀？對此，浙江天冊律師事務所律師姚小娟解釋：“作品手稿原稿的部分，我認為拍賣是可以進行的。因為《干校六記》這些作品已經出版公開了。拍賣的行為只是物權上的一個轉移，不涉及著作權上的侵權。書信里，現在已經公開的這一部分，因為之前沒有公開，那么可能會涉嫌侵犯著作權里的發表權，但是沒有公開的那部分，我認為拍賣是可以繼續進行下去的，這個從著作權的角度來講是不構成侵權的。” “還有一個問題很有意思。保利原計劃上拍的兩封錢鐘書、楊絳寫給魏同賢（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的信件，被魏同賢指出是偽造的。一封錢鐘書寫給他的信，落款竟然是1999年，要知道1998年錢鐘書先生已經去世。顯然這封信造假無疑，但是楊絳女士為何還會主張隱私權呢?”王鳳海認為，這樣的維權反而會混淆視聽，方便偽造者為假信件“正名”。最后，王鳳海造假者的猖狂表示匪夷所思：“對于通信雙方都在世，出現偽造的信件。我還是第一次碰到。” “從研究者的角度來看的話，拍賣當然也是一個收集整理名人手記、手稿的重要方面。因為第一手資料確實非常珍貴，但是這個方面不能以侵害著作權人乃至他家人的隱私權為代價。這兩者怎么平衡？一方面是社會公眾，包括研究者、讀者都有興趣來了解錢先生的思想、錢先生手稿里所表現的那些內容，但另一方面，這種表現又不能夠以侵害他人的權益為代價。所以這兩者需要一個平衡，這個平衡最終需要有法律的判斷，同時也有倫理和道德的判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的疑問，也是很多人目前的困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