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年流水

　　這些字寫得很別扭，遠不如在布上亂涂痛快。可印書還必須得有字，人們除了看畫，還特想知道這家伙在想些什么及一切與其有關的瑣事，好像只有這樣才完整的讀懂了一個畫家。這已是慣例，我也不例外，想來想去把那些陳年老醋的破事列成題綱，既省事也好讓大家一目了然的從中找到一些子卯丑牛來好完事。

　　1963年初秋我生于上海，別的至今仍不清楚。

　　1964年秋，我被現(xiàn)在的父親抱到太行山的一個山村。當時的山村很小，隨便在哪個旮旯打個噴嚏，全村都能聽見。我養(yǎng)父是用馱驢糞的筐把我從縣城翻山越嶺運回“家”的，從此身份和命運作了新的安排。

　　1965年至1967年1月，現(xiàn)在想起來這段時光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日子。養(yǎng)父母沒有自己的孩子，我上邊有一個大姐，下邊一個小妹，姐弟三人全是客串的。作為家里唯一的男孩，又是從南邊很遠的那個大都市里領來的，被珍愛的程度可想而知，但土生土長作過幾年小學教師的父親卻非常嚴厲。有件小事至今仍記得很清楚：一次我不小心碎了只碗，當時的我可能認為天都快塌下來了，鉆到炕洞里躲到天黑，經(jīng)母親再三向父親解釋得到特赦后，我才戰(zhàn)戰(zhàn)兢兢爬出來。這種膽小如鼠的德性保持到至今。因此一生中英雄壯舉與我無關，干壞事也與我無緣。至今也只能邪惡地在心里想些壞事過癮而已。

　　1967年11月，也許命運早已安排好了。這年初冬，在鄰縣農(nóng)村的外婆家里，我突然身患感冒，繼而高燒不退，在邯鄲市的一家醫(yī)院里40多天治療的收獲是：步步接近墳墓。同時被高燒、敗血癥、肺氣腫、化膿性關節(jié)炎、胃功能失調(diào)五種疾病折磨，死神每天在床邊跳著勾魂的舞蹈。看不到希望的父母在我再三的請求下，幾乎不帶任何幻想帶我進京求醫(yī)。年底我住進北京兒童醫(yī)院，當時剛滿4周歲，體重7.5公斤，全科醫(yī)生，護士不喊名字，一提瘦孩便知是誰。

　　1968年春，奇跡出現(xiàn)了，五種疾病基本痊愈，生命已基本保住。當醫(yī)生試圖把我從床上扶起來時，發(fā)現(xiàn)我的右腿髖關節(jié)已被膿胞壞死，命運此時徹底向我抖露清楚：此人將一生與殘疾為伍。6月份全副石膏“武裝”的我，被帶回太行山老家靜養(yǎng)。白天望著屋梁上的馬蜂飛舞，晚上聽著小街上鑼鼓亂叫，父母的神情變得恍恍忽忽，我的性格開始走向扭曲，變得病態(tài)般的敏感。當時雖不懂孤獨二字，但身邊的掃帚疙瘩日子長了就成了交流的伙伴。可能畫畫的靈感和愿望從此產(chǎn)生。

　　1969年初，拆掉石膏，我 在學習一瘸一拐走路的同時走進了學校。也許是當時的社會原因，老師發(fā)給我的第一本書是小學二年級課本，學生生涯便從二年級開始了。新生活的開始，不等于快樂。入學的第二天，不知出于什么靈感，用一張白紙，按在他老人家的像上有模有樣的畫了下來。望著自己第一幅作品，還沒有來及得意，回去就被父親無名的胖揍了一頓，及至很快發(fā)生了隨后幾天的事情，那日中午，母親因幾天前剛從公社“革委會”專政后被抬回來，躺在炕上不能動，她囑咐我守在身邊別到門口去，可外邊很熱鬧，人喊鑼叫的，好奇心還是讓我找機會溜了出去，看到了一幕那個年齡不應看到的情景：一個人頭戴著尖尖的帽子，脖子上掛著一塊大木板，頭被后面的人按得低低的，被人群沖擁著向前滾去，周圍大人孩子狂叫著。突然感到那個人應是我的父親——就人類而言，一個孩子最直接最具力量的堡壘是父母的懷抱，可當他目睹這個神圣庇護的尊嚴被同類欺凌和宰割時，那種孤獨無助不亞于世界的毀滅，這是文明人區(qū)別于其它有生命之畜牲的高明地方，它能讓一個脆弱的心靈從此走向極端，這個靈魂對世界毀滅的含義理解是任何成人階段所不能比擬的。狂亂的人們過去后我便癱坐在大門的后邊……

　　1970年至1974年，政治形勢的緩解，家里也開始正常了一些。但生活的質(zhì)量還是處在高壓政策下，物質(zhì)和精神的貧泛使我們的孩童時代，既有親近泥土的歡樂，又有為了一點可口的吃食安慰永遠處于饑餓狀態(tài)下的肚皮，而變得齷齪與野蠻，個中辛酸與苦難同時領嘗，但特殊的愛好使我在畫的爪哇國里暫時忘記了身邊的倒霉歲月。

　　1975年至1978年夏，中學讀的還算平靜，雖然貧下中農(nóng)管理學校使我上高中很費了一番周折，但總算讀完了中學。對畫畫酷愛得到的回報是：從初中到高中負責全校跟美術沾邊的一切活動。在一邊學農(nóng)、一邊學工、一邊上課的過程中，胡亂填寫著那片不整齊的“青春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