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eter Angellis,《考文特花園一景》, London, on market day,oil on canvas,90.9 x 144.4 cm

文/程彥彬

最近，“地攤經濟”成為國內熱詞。回顧歷史，“擺地攤”這門職業在全世界的歷史，可是悠久。自誕生之初，這個群體就與他們身處的城市發生著緊密而獨特的聯結。而選擇用自己手中的畫筆，描繪下這些街頭巷尾的守護人的藝術家們，同樣在傳達著自己對于城市理念的思考和理解。今天，就讓我們一同走進藝術史中的街頭巷尾，了解畫作背后所承載的城市文化吧。

提到地攤商販，自然離不開對城市商業環境的提及，要想了解西方中古時期“地攤經濟”的形成，首先得從城市的形成開始講起。從11世紀起，從東羅馬帝國覆滅后走出的西歐社會，開始建立起了新型城市。農業、手工業與制造業的進步極大地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在此基礎上興起的城市便向商業貿易中心的方向發展，并形成了地方市場的商業模式。人們從不同的地方來到集市上交換貨物，形成龐大的人群聚集，流動攤點便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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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中世紀，城市的興起并未對以宗教題材為主的傳統繪畫造成顯著的影響，但新型城鎮開始被作為背景進入了世俗繪畫的描繪領域。在1335年，當時的著名畫師安布羅焦·洛倫澤蒂（Ambrogio Lorenzetti）接下了錫耶納市政府的委托，在其執政宮內制作一系列巨型壁畫。

Ambrogio Lorenzetti, Allegorical depictions of good and bad government，c.1338, Fresco, 7.7 x 14.4m

要知道，當時的錫耶納市政府，是由一群受過良好教育且有產的市民進行自治管理的。他們是最初的中產階級。作為城市文明的受益者，他們自然希望洛倫澤蒂在壁畫中表現城市的繁盛，以體現該屆市政府執政期間的優越政績。

這幅三面壁畫，也開啟以城市景觀為主題的世俗畫先河之作。在傳遞宗教隱喻和社會訊息的同時，更顯著呈現了當時錫耶納的城邦形態和市民生活狀態。洛倫澤蒂明亮而細致的哥特式畫風，讓整幅畫作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傳統宗教畫的呆板，頗具觀賞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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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畫面中央，我們很容易注意到一群打扮入時的城市女性。她們手挽著手，四處走動，圍繞著一個身著黑袍，手拿鈴鼓的女子——不難猜測，她也許就是當時的一位擺攤賣藝的吉普賽女郎。在這群女性的右側是一座塔樓，在其下方的拱門洞中，有小販在做著襪子生意，三個人圍在柜臺前，正在與一位金發少年攀談，或許是因為貨架上不夠擺，他們索性將襪子掛在了頭頂上，既節省了空間，又更引人注目，與今天的商販已經很接近了。

這幅龐大的畫作，以宏觀的視角具體呈現出城市與其居民彼此間的關系與狀態，令人感到驚嘆。14世紀，西歐社會已然踏入文藝復興時期。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升與工商業經濟的進一步繁榮，文化領域出現的人文主義思潮轉向，使繪畫藝術得以逐漸從凝滯僵硬的拜占庭宗教傳統中解脫出來。但可惜的是，繼洛倫澤蒂的偉大嘗試后，意大利的城市景觀畫風潮的并沒有真正形成。

這倒也情有可原，畢竟當時的整個西歐世界，更加沉浸在對主體性失落許久的“人”本身的思考和探索中。而在社會歷史領域，“地理大發現”推動造船業和航海業的發展，使航運貿易達到了新的高度，眾多的港口城市憑借優厚的航運條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其中，尼德蘭地區的安特衛普市成為了當時“整個國際經濟的中心”，以7倍于西班牙皇室的收入高居歐洲最富有的城市榜首。

Joachim Beuckelaer,《鮮魚市場》, c. 1568, oil on wood, 128.6 cm ×174.9 cm

矗立在商貿基礎上的藝術文化，因此也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生活于16世紀中后期的尼德蘭畫家阿希姆·比克勒的大量畫作，對其進行了細致的展現。比如現藏于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兩幅《鮮魚市場》。殷紅的生魚肚膛成為畫幅中的亮點所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則體現著市場中熱鬧的氣氛。是對安特衛普引以為豪的漁業和商業的一次生動描繪。

Workshop of Joachim Beuckelaer, 《鮮魚市場》, c. 1570, oil on canvas, 117 x 166 cm

時間來到17世紀，建立起歐洲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荷蘭，邁入了其國別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憑借著發達的海外出口貿易，荷蘭一躍而起成為歐洲乃至世界的“海上馬車夫”，成為歐洲最富強先進的國家。17世紀中葉，城市風光畫在荷蘭空前盛行，發展成為自成一派的獨立風格，其中不僅有對優美風光的描繪，更有對城市繁榮景象的細心擷取。

John M. Bryley, 《荷蘭集市》 oil on canvas, 102 x 159 cm

這幅由荷蘭畫家布萊利創作的《荷蘭集市》，用協調而豐富的色彩展現出一幅生氣勃勃的集市場面。商販們搭棚鋪攤，與顧客討價還價，顯得熱鬧非凡。

Gabriel Metsu, 《阿姆斯特丹蔬菜市場》, c.1730, oil on canvas, 97x84 cm

現藏于法國盧浮宮博物館的《阿姆斯特丹蔬菜市場》，則用柔和的棕色色調背景襯托畫面前景的明艷色彩，畫面中人物和動物都處于一定的動態中，神態動作靈巧真實，生動體現出17世紀阿姆斯特丹的世俗市民生活。

Pieter Angillis,考文特花園, London, c.1726, oil on copper, 47.8x63 cm

到了18世紀，歐洲各地的藝術家對于城市風俗繪畫的極大熱情進一步涌現。現在的倫敦考文特花園，在當初就已經是攤販聚集的場所，畫家安格里斯精致的洛可可筆觸，在描繪城中百態時，倒也別有風味。

Petrus van Schendel, 《夜市》, Amsterdam, 1837, oil on panel, 49.5 x 65 cm

在19世紀，夜市開始進入荷蘭畫家的畫作當中。畢業于皇家美術學院的彼得勒斯·范·施申德擅長繪畫月光與燈火下的場景，在他的筆下，白日喧鬧的集市也被涂抹上一層靜謐，光影明滅間營造出頗具浪漫主義風格的氛圍。

歷史的車輪繼續向前轉動，十九世紀正在眼前。這個變革時代中的兩次工業革命，讓整個世界都為之一振。在技術引領的大規模機械生產浪潮下，工業化與城市化已然成為西方世界的時代命題。城市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以更有序的組織管理和更完備的基礎設施回應著現代文明。

其中，街道的建設成為近代城市文明的重要一環。作為聯通城市各個地點的動脈，街道象征著開放的公共領域，又因其明確的“通道”屬性，并不私人參與公共生活的主要場所。而此時游蕩于街巷間的商販，就擔負起城市人際關系流動起來的任務——做生意，就意味著要和人打交道。藉由商品與陌生人發生聯結的方式，古老而有效，也逐漸融入每一座特定城市的文化血脈中，成為饒有情趣的文化景觀。

Walter Osborne, 《都柏林的街道：書販》, 1889, Oil on canvas, 80 x 90 cm,

因此，被藝術家們用色彩和線條定格的一幅幅畫面，都在敘說著現代都市的故事。在19世紀末的愛爾蘭，畫家沃爾特·奧斯本繪下街頭書攤之景。白發蒼蒼的紳士們翻閱著書籍，一旁的女孩手中拿著鮮花，一并湊了上去。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畫面左邊游人如織的康奈爾大橋，玫瑰色的天空下，每個人的生活或繁忙或休憩，卻始終有序行進著。

Pierre Bonnard, 《巴黎傍晚》, Paris, c.1905, oil on canvas,105 x 117.5 cm

而在法國畫家伯納德的筆下，20世紀初巴黎的街道上總有人在賣花。粉紅、湖藍、鵝黃、純白，平板車和籃籮里裝著四季的色彩，也裝下了巴黎這座城市的無盡浪漫與詩意。受后印象主義影響頗深的伯納德，對眼前街景總有著風格化的詮釋與戲劇性的解讀。淡雅、明媚而略帶灰度的色調，錯落有致的人群和建筑，以及少女與鮮花相遇的美好畫面，共同勾勒出黃昏時分的巴黎街景，渲染出的寧靜愜意，恰似尋常春日余暉中溫柔的驚喜。

Isaac Israels, 《在克拉姆街上賣菜》, Bern, c. 1915-1916, oil on canvas, 59 x 40.5 cm.

相比之下，荷蘭藝術家艾薩克·伊沙瑞爾畫作中的阿姆斯特丹街道，則帶著樸實無華的真實感，在他的筆下，街頭商販們從街景中凸顯出來，成為畫家著力描繪的對象。他們的貨物占據畫面位于中心，且占據畫面大幅面積，似乎與他們本人似乎同等重要。而繪畫時采用的視角像是匆匆一瞥，近似被描繪對象在日常生活中被捕捉到的狀態。

于是人們可以看到一位看守攤位的紅衣婦女。她懷中抱著一個孩子，面前的蔬菜貨品則滿滿當當。在午后的陽光下，人流卻寥寥無幾。

Isaac Israels, 《釀酒者運河旁的菜販》, Amsterdam, c.by 1934, oil on canvas, 106.5 x 127 cm.

同時我們看到一位頭戴鴨舌帽的少年，正推著滿載蔬果的木板車上行。夜幕似乎即將降臨，而他勞動的身影與車上的貨物，顯得卻格外明亮。

Issac Isarels, 《街頭小販》, Amsterdam, by 1934, Watercolor, 24 x 33.5 cm.

而最讓人充滿感觸的應當是以下這幅作品。畫面中大面積的晦暗用色，暗示著夜晚的沉悶蕭索。街道上人煙稀少，但一位老婦人依舊堅持賣著熟食。伊沙瑞爾用畫面最深的黑灰色作為老婦人身體主色調，唯一的亮色則零星地點綴在她的熟食攤上——人與物之間關系的置換令人唏噓，大工業文明下社會階層分化帶來的問題與底層百姓的掙扎和苦痛，則在這幅畫作中一覽無余。

伊沙瑞爾的畫作讓人不由得想起同樣生于荷蘭的著名畫家梵·高的《農鞋》。在他的筆下，街頭的商販們是被傾心關注的客體，被畫家“聚焦和照亮”。而在日益緊張與忙碌的現代城市體系中，他們卻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視的存在。城市結構愈發擴大、分工愈發精細，但這些曾經從事經濟發展根基職業的人們，卻在現代城市體系中難以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Kim English筆下的紐約街頭藝術家

當代印象主義畫家Kim English將目光投向紐約街頭，畫下這些街頭商販的身影。有趣的是，其中的大部分，是與他一樣的藝術家。

Kim English筆下的紐約街頭藝術家

對于城市文化的反思由此這里生發。當現代藝術家選擇街頭商販作為自己的描繪對象時，他們不再意圖大力刻畫城市的宏偉和壯麗，而更多傳達出一種注視的溫情和深刻的反思。在充斥著“工具理性”的當代社會，街頭商販們的境遇不禁讓人唏噓。但在畫作中他們呈現出的單獨和自由狀態，似乎又在映照著那些已經被納入社會體系，成為龐大社會機器零件中的人們自身的狀態。

從對商業貿易文明的禮贊，到對城市多樣風格的呈現，再到對現代社會的反思，西方藝術史中呈現的商販形象，永遠與藝術家們對城市生活的態度相聯系。城市文化的復義性，也正在這樣層疊的思考和流變中被無限放大，給予今時今日的人們以無限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