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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思源：那時候就有一個奇怪的現象，那時候我練了一個星期比別人練的一個月可能進步的還要快，練的一年基本上北京市在我那個年齡段是數一數二的，基本上北京市一號、二號的那種，一到那個層面我就退不下來了，就沒辦法了，你必須得下去，因為大家好像在推你，你就更有壓力了，那時候我就繼續進行下去了。一直到那時候要拍一個電影，李連杰《少林寺》之后第二個電影《少林小子》，那時候他們在找孩子嘛，自然而然我也是其中一個，所以這么就開始拍了。
“我在中國找到了自己”
主持人：然后再中國待了幾年，又回到英國去上中學，包括上大學，然后現在來到中國，這樣子兩地之間來回。
秦思源：對，跑來跑去。
主持人：我就琢磨這個事，來來回回對一個少年的成長會有什么樣的經歷？
秦思源：因為我覺得每個人可能都不一樣，因為每個人能夠承受的這種壓力，能夠承受的不同的壓力不一樣，可能有些壓力我能承受，比如說苦、疼這些東西可能我能承受，可是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壓力我可能完全不能承受，因為我不知道這個壓力存在。其實我從中國回去，我整個就是一個中國孩子了，因為那時候我在中國待了將近4年，基本上只跟練武術的孩子一起玩兒，在這種狀態里邊，我就變成一個從里到外基本上就是一個中國孩子了，突然回到英國，可是英國又是我的母語、又是我成長的國家，其實已經根本就跟我沒關系了。所以回去就覺得沒事，可是其實很有事，我大概花了5年的時間慢慢適應，可是這個適應的過程回想起來可能是我一生當中最難受的一段時間。因為你完全是一種變的狀態，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問題，可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問題的，你就不知道為什么，因為你根本就沒有一個定位，你沒有任何定位，就是完全是一種失迷狀態。一直失迷到我回北京，1991年我再回北京，就是我對中國重新感興趣了，我想學這些東西，然后我回到北京，那時候就開始接觸藝術家，然后開始搞音樂，那段時間我才找回自己，很奇怪，我在英國一直沒有找回自己，回到北京反而又找回自己應該干什么的一種狀態，所以那個時候還是挺重要的。
主持人：你剛剛說的定位是一種文化當中所生長出來的那種思維，包括習慣、思考問題的方式，回到英國文化的當中可能會不習慣，面臨著另外一種沖撞，是這個問題嗎，還是其他的？
秦思源：當然這個問題非常復雜，不知道是心理學層面的還是文化層面的，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可能是另外一個人他在中國待了幾年回去很自然，非常自然一點問題都沒有，調整也不用調整。我覺得我的這個調整是一種，可能是我練武術的過程中是干那個的，其實不是干那個的，我應該干另外的東西。我慢慢在找跟社會有關系的和諧辦法，一種關系也好，反正每個人都得找一個吧，可是我沒有，直接就把我扔回去了，像一個不會游泳的孩子直接扔到游泳池里面，沒個適應期，直接就扔進去，你以為應該是很容易的。其實我沒有覺得是文化差異的問題，我只不過是覺得每個人有一個他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最適合他做的事情，或者最自然的一種狀態，有些人特別融入社會是非常容易的，有些人融入社會是沒那么容易的，融入社會和沒有融入社會很關鍵的一點，是你自己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這個自信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說你已經很舒服了，你自己狀態是很自然的狀態，因為你知道干嗎，那你跟社會的關系也是很自然的，沒有緊張狀態或者怎么著怎么著，反正你已經知道你是誰了，所以愛誰誰、該干嗎干嗎，你知道對社會有什么態度，很自然，可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話就別扭，我當時十幾歲，沒幾個孩子知道自己該干嗎，可是我又不知道我自己該干嗎、我自己是誰，所以特別別扭的一種狀態，本來青春期是最別扭的狀態，加上很多其他的東西，后來開始做我喜歡的東西，這個就回到了一個比較自然的狀態。等于是又開始做一些喜歡的東西，發現一些我不知道我喜歡這個，然后開始做特別喜歡，然后一下就舒服了，一下就沒有任何別扭了。
圓明園時期是中國當代藝術的青春期
主持人：這是你后來回到北京開始玩音樂，做樂隊，玩搖滾那個階段嗎？在樹村嗎？
秦思源：沒有，那時候我沒有在樹村，我覺得那個地方太遠、太難受，沒有必要。
我在圓明園那邊，經常去找畫家村找朋友玩，我一開始是幫朋友做展覽的籌備，我主要是記錄藝術家的一些生活狀態，他們做一個小紀錄片，然后拍一些他們的肖像什么的。
主持人：有哪些藝術家？
秦思源：那時候很多的，有些人現在非常有名了，比如岳敏君、楊少斌，一共參加那個展覽的應該有30多人吧，可是我忘了有沒有像岳敏君，楊少斌應該有，方立鈞那個時候已經成型了。通過認識那些在圓明園的藝術家，其實立刻有一種特別自然的交流，以前跟人可能處的很好，可是我自己總是覺得很緊張或者很別扭的狀態，或者我自己必須得把自己裝成什么樣，才能感覺關系很好，其實都是有一點不自然。可是我發現跟藝術家接觸就一點都不費勁，沒見過也是特別沒障礙，覺得特別自然，那個時候應該說是我以后要做藝術這個事情的播的一個種子吧。
主持人：據說那時候，因為我有一次也是跟一個原來住在圓明園做音樂的朋友聊，那時候其實整個氛圍還是看文學、做藝術的人很多，大家一看互相打招呼就是：你搞什么的？互相大家好像是做著同樣的事業那種感覺，但是現在可能整個氛圍也會不太一樣。
秦思源：對，現在更真實一點，雖然更實際，因為那是一種特別理想的狀態，或者像一個青春期那種興奮的這種東西，這不是一個持久性的狀態。
主持人：你覺得它是一個很理想的狀態？
秦思源：不是理想的狀態，理想主義或者理想化的狀態，那種狀態特別可愛，可是那種狀態是不能持久的，大家都不能一輩子說你是搞什么的。
主持人：你覺得可愛在什么地方？
秦思源：當時就覺得，如果說有波希米亞的生活方式。那時候我20出頭的一個人，我覺得這挺好玩兒的，當然我那時候已經知道，比如說我絕對不想變成一個混子，就是說什么都不干，一塊玩兒、喝酒，基本上我一開始就幫助藝術家做事，我跟藝術家開始接觸、玩兒以后，然后我開始跟藝術家小小的幫他們一些忙或者合作一些東西，我就不愿意變成他們波希米亞的我在那擺姿勢。可是那種狀態，大家覺得大家還是在一種特別渴望去創造一些東西，大家想著是成功，是想讓別人承認他的作品，或者是他們可以作出好的作品，可是那個時候對成功的概念沒有現在這么實際，所以那個時候還是有很多亂七八糟的事情，可是大體上還是一個比較可愛的狀態，可是那種可愛的狀態你不能那么死窮死窮的，一直好象有那種波希米亞的生活方式就可以這樣下去了，所以有些人畫畫慢慢就作出了自己的成績，有些人可能這方面不行開始做其他的事情，這是一個非常非常自然的狀態，也是應該這樣的。
可是當時那個時期，當然那個時期，我覺得80年代藝術就是那個時期，可是我80年代不在里邊，或者說80年代初我實在跟藝術沒有什么關系。所以90年代那個時候，應該說那個階段的一個尾聲，到了93年、94年就開始圓明園沒有了，東村就有了，有這些行為的那些藝術家，東村以后就沒有集體式的像波希米亞的或者一起來闖出什么樣的事情或者一個氛圍，這種愿望、更理想主義的東西就越來越少了，更接近于我們現在知道的這種社會狀態。
年輕一代的藝術家精彩的越來越少
主持人：從90年代初到現在整個當代藝術的環境可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你作為一個經歷者目睹這樣一個過程，你覺得現在的這樣一個環境，對藝術家本身是怎么樣的一個影響，可能說市場在慢慢確立，包括各種各樣的博覽會，還有其他的展會，都在成熟過程當中，這樣子對藝術家本身是什么樣的作用？
秦思源：現在肯定是挑戰很大，因為現在很極端，從前幾年的經濟發展和藝術市場發展的速度，其實是一種假象，沒有那么好，這個市場不可能那么變化那么大，因為不是一個自然成長的過程。可是現在又是經濟危機，必然的泡沫一下就消失了，消失就很快，所以現在這個狀態好像也不是一個真相，也是加重假象，可能是另外一個反面。
在極端變化的過程中，如果你是一個新的藝術家、不成熟的藝術家，你去面對很多實際的問題是很難的，因為你不知道怎么去做這個事情，你不知道你應該拿什么樣的態度對待，所以肯定是非常有難度的。因為最理想的狀態作為藝術家來說，他們可以用最多的時間來做他們的創作，然后來想他們創作里邊的問題，他們需要一個比較穩定的東西，穩定不見得是說我成功了我可以賣東西了，穩定可能是我有一份工作，可是這個工作允許我養活自己，又允許我比如周末在工作室里邊或者怎么樣，我可以有一個狀態，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然后我知道怎么去面對這個系統，因為這個系統也是比較大的、比較豐富的，有各種各樣的渠道，雖然很難可是你知道這個系統是什么樣的東西。在中國這個系統是不穩定的，不斷的變化。對一個年輕不成熟的藝術家誘惑太多，能左右他心態的東西太多，所以近幾年我們也特別關心，年輕一代的藝術家，這幾年從大學里邊畢業的，自從經濟特別好以后，從這個大學里邊出來的畢業生，精彩的越來越少，而不是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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