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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大食
1999年，徐冰參加了芬蘭赫爾辛基Kiasma現代美術館的“喜瑪拉雅計劃”。這個策劃邀請6位藝術家去喜瑪拉雅山“深入生活”一個多月，把那里的靈氣帶回各自的居住地，再轉化為作品。
一行人來到尼泊爾。從加德滿都機場出來正趕上罷工，徐冰坐上了一輛三輪車。出于多年的工作習慣，他拿出相機和速寫本，想搜集些素材。但他忽然不知道自己該對什么東西感興趣了。他覺得自己本該有興趣的。
加德滿都人的窮困？不是很有興趣。
深山里的可口可樂標志？一種有意思的景觀，但真的有價值嗎？
宗教或者民間藝術？世界各地的民間藝術都差不多。
同行的歐洲藝術家各自“深入”去了（其中一位突發心臟病，把醫治的過程拍了下來，當作品交了差），他卻生出疑問來了：現代藝術跟這個人群的現實生活哪里有什么關系？
紐約（徐冰當時的居住地）和加德滿都間的巨大反差，使徐冰換了一種眼光。他想起當年到中國旅游、觀看中國和中國人的西方人，自己此刻似乎在用他們的眼光看中國當年的狀況。這是來自歐洲的藝術家感受不到的，他們沒有那種被看的經驗。
徐冰身體里早年種下的“藝術為人民”的基因被調動了。他最后提交的作品，其實是一項公益事業。
他把自己在喜瑪拉雅山用文字作成的畫印成小卡片，又復制了尼泊爾山村路口的一個捐款箱，擺在Kiasma展廳。來看展覽的觀眾自由索取卡片、自愿捐款。展覽結束后，捐款箱內的5000多美元從芬蘭轉到尼泊爾，當地人用這筆錢建造了一所山區小學的校舍。
10年后，2009年11月1日，徐冰把他的《木·林·森》計劃帶到深圳何香凝美術館展出。一個聽完他演講的人給朋友打電話：這里有個藝術家演講很有趣，你來看看他的展覽吧！
這個計劃緣起于美國幾個美術館、影片庫和國際資源保護機構共同策劃的“人類/自然”項目——邀請8位藝術家到8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地，用藝術來提高當地人保護環境的意識。
徐冰選擇了肯尼亞，之前他做過一些與動物有關的作品，他想象中的肯尼亞，遍地都是野生動物。
2005年，他來到肯尼亞考察，發現當地所有事務——政治、經濟，人和野生動物的狀況都跟樹有關。100多年前，肯尼亞就有政策：給農民土地，讓他們種地種樹；等樹長大了，再給他們新的土地，繼續種地種樹，直到幾年前，尼日利亞環境部副部長萬加麗·馬阿薩伊取消這種“耕林結合”政策。萬加麗帶著人到偏遠地區種樹，希望恢復真正的原始森林，因此獲得2004年諾貝爾和平獎，但很多當地人認為樹和人其實可以共生，不必如此改弦更張。
徐冰還發現，肯尼亞有很多捐助基金會，有些人不斷從西方找來資金用于當地。但這些資金都屬于單向捐助，不容易長久。他琢磨著應該設計一個能自動“轉”起來的系統，使它能一直維持下去。這就是《木·林·森》計劃。
徐冰編寫了教材，讓6-12歲的肯尼亞兒童學習用祖先發明的文字、符號，組合成樹的圖畫，再將這些畫在美術館和網上畫廊（www.forestproject.net）展出，供熱愛藝術、關心環保的個人和機構購買和收藏，所得款項轉到Bill Woodley肯尼亞山基金會，用于在當地植樹。
由于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落差，兩美元在美國只能買一張地鐵票，在肯尼亞卻可以種下10棵樹。同時，參與到循環中的人則各有各的收獲。在徐冰看來，這是《木·林·森》能夠長期循環下去的理由。
2008年，結束第二次肯尼亞之行后，他把孩子們畫的樹臨摹、組合成大幅的森林風景畫。在完成的第一幅畫上，他寫下一段題記：
我像臨摹大師的畫一樣臨摹這些孩子的畫。我不敢對它們有任何改變，如果改變，就像砍掉了樹木的某些枝干。在我看來，它們像生長著的樹木，是自然的一部分。
于是孩子們畫在紙上的樹，變為真的樹，生長在肯尼亞的土地上。
《天書》雕版
天書
1980年代，這位前衛藝術家“偽造”漢字，創制了沒有人能讀懂的《天書》。多年后他又用各種通行符號創制了所有人都能讀懂的《地書》。在西方主流藝術圈輾轉近20年，徐冰不再掩飾自己的社會主義背景，反而對中國的傳統方法更為看重了。在他看來，了解西方的中國藝術家等于掌握了兩個同樣偉大又截然不同的系統，比西方藝術家多一種思維。他做的一些“項目”則越來越超出藝術而進入社會公益范疇。
當年還在美院時，他佩服在長征途中畫下大量寫生、記錄這一歷史事件的黃鎮，因為“他活得比別人多了一個角色”。
如今，他自己也多了一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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