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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吶喊到“健康”生活
90年代初，張洹還屬于“流氓無產者”。“無產”無須解釋，那個時代的中國自由藝術家貧困到難以想象。“流氓”基本是很多“善良而正常”的人們對于藝術家的評價，那時的張洹經常脫光衣服，做一些奇怪動作，比如和另外一群脫光衣服的人們摞在一起，還為這種奇怪的舉動起名字，《為無名山增高一米》。
除了這些，張洹那時的行為藝術有時更加出格。在他的成名作《12平方米》中，張洹獨自坐在藝術家聚集地北京東村的一個公共廁所，全身涂滿魚油和蜂蜜，任無數蒼蠅在身體上攀爬，藝術家一直表情堅毅。事后，這件行為作品迅速被極端、病態的謾罵式評述淹沒。張洹的初衷是只做與自己生活相關的作品，那時，骯臟而簡陋的廁所似乎就是他生活全部的隱喻。
90年代的中國行為藝術大多極端，那些生活在社會邊緣和底層的藝術家無可避免地將行為藝術視作表達自己處境的出口，轟動效應是他們成為被關注的唯一可能，雖然有時這樣的舉動甚至會為藝術家帶來牢獄之災，但他們在所不惜。
“那時候一個河南人到北京，你不大聲喊我來了，誰知道你。”多年之后，張洹坦陳當年有以極端舉動搏出位的想法。
幾年間，張洹和其他幾位東村藝術家做出了一系列日后成為經典的行為藝術，散發著濃烈的90年代氣質，粗糙、野蠻、毫不在乎、活力十足。這些與身體相關、有時顯得血腥的主題，后來被批評家栗憲庭歸納為“對傷害的迷戀”。無法揮霍的荷爾蒙和反叛的力量蒸騰在那個年代的作品之間。
“那也是一種正常。年輕人的正常，也鮮活、智慧、燦爛。”張洹如今這樣評價當年的自己。
在出走美國之后，張洹仍然堅持著那種“鮮活”的藝術家生涯，八年榮光卻換來厭倦。當中國當代藝術隨著中國經濟水漲船高之后，張洹于2005年決定回到國內。他放棄了朋友眾多的北京，選擇了上海，用“10年不賣作品也沒問題”的龐大資金建立了一個數百人的工作團隊。回國之前，他并未想到徹底放棄行為藝術的“本行”，他仍計劃接受世界級美術館的邀請，前往表演。但是在他開始制作雕塑和裝置作品之后，人到中年的張洹決定徹底放棄行為藝術。他開始從向外攻擊變得向內收斂，確實很難想象一個中年男人仍要脫光衣服做出各種奇怪動作。
現在的張洹每天早上7點半起床，晚上8點回家，每天鍛煉身體，指導助手用香灰作畫、用牛皮做裝置和其他超大無比的作品，這些作品從中國銷往全世界的藏家。靠這個，他可以養活數百員工。他不再是那個血氣方剛的行為藝術家，他已經習慣如何與媒體和鎂光燈打交道。他會自嘲自己的作品“都是垃圾”，也會謙虛地拒絕與達明·赫斯特比較，偶爾說起他也關注尖銳的社會問題，再細追問，他就會拐到環保和低碳這類安全且時尚的領域。那個曾經以極端著稱的藝術家現在的生活準則是，“生活要健康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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