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原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重組而成的國家博物館，在歷時近4年的改擴建工程之后，自“復興之路”長期陳列3月1日復展和 “館藏現代經典美術作品展” 3月24日開幕以來，一個接一個展覽相繼展出，接受社會的檢驗，引起了社會和公眾的廣泛關注。新國博除了建筑的恢弘之外，“歷史與藝術并重”的發展定位則成為社會和公眾關注的一個焦點。
毋庸諱言，原來屬于歷史類的博物館，在過去既表現出了它的鮮明特色，同時，也有著它的局限性。因此，國博自2003年成立以后，如果僅有通史陳列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建筑的體量擴大了三倍，勢必要找到一個不同于以往的突破口，使它在承傳原有傳統的基礎上，既做好歷史類的收藏、展覽和研究等工作，同時，按照國際上大型博物館的發展方向，將藝術的收藏、展覽和研究工作提升到與歷史相并行的平臺上。因此，“歷史與藝術并重”的發展定位則成為新國博發展的突破口，這將為新國博的新空間在歷史與藝術的交叉中相互輝映，讓新國博煥發出時代的神采。顯然，作為世界第一大館，它已經不可能將自己的業務局限在某一個方面，只有通過它的綜合性，拓展業務的領域，才有可能服務于公眾的多樣化需求，才能與大國的地位相稱，才能與大館的地位相稱。在當代特定的社會現實中，提出“歷史與藝術并重”的發展定位，表現了在一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抉擇未來的智慧。
從另一方面來考慮，在國博館藏的所有歷史文物中，絕大多數都包含著豐富的藝術信息，其中有許多就是純粹的藝術品，比如著名的“后母戊鼎”，既反映了商代社會所特有的威權，同時又代表著青銅器藝術的最高成就，其最具時代特征的饕餮紋所表現出來的猙獰之美，除了威嚴的歷史表述之外，所傳達的藝術的力量，成為中國藝術史中的代表之一；比如明代的《抗倭圖卷》，它雖然反映明代抗倭的歷史事件，是表現歷史或者記錄歷史的圖像，同時，它也是明代繪畫史中的重要代表作，是我們研究明代史詩繪畫的一件不可多得的重要資料。可以說，歷史與藝術在我們的文明史中一直是互相依存的，我們難以割裂歷史文物與藝術的關系，我們也難以去除屬于歷史文物的藝術品所蘊含的歷史信息。因此，很多藝術品都是佐證歷史的重要實物。如此看來，國博館藏的106萬件藏品不僅是研究中國文明史的重要資料，同時也是研究中國藝術史的重要資料。所以，在歷史與藝術并行發展的、超過五千年文明的中國歷史中，歷史和藝術是不能分離的。
在國博百年的歷史發展中，基于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要求，博物館所表現出來的社會屬性決定了博物館的定位，成立之初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就明確標明了它的歷史專業的屬性。新中國成立后，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社會發展中，階級斗爭、農民起義以及革命事業曾經是博物館展陳的重要內容，如此，就無暇顧及到藝術的存在。但是，藝術作品為輔佐這些展陳的內容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因此，從1951年開始，國博曾先后4次組織大規模的歷史畫創作，出現了像董希文的《開國大典》、羅工柳的《地道戰》、石魯的《轉戰陜北》等時代的代表作。這也說明，即使在以歷史為主業的過去，也沒有放棄藝術給予歷史的輔助，而正因為有了這樣一種關系，使得國家博物館有幸在藝術品的收藏方面奠定了自己豐厚的家底。
在中國博物館事業的發展中，絕大多數的省一級博物館都是歷史類的博物館，毛澤東主席1958年視察安徽省博物館時曾說：“一個省的主要城市，都應該有這樣的博物館，人民認識自己的歷史和創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緊的事。”這就是我們省一級博物館的歷史屬性的由來。時代不同了，博物館的發展必須反映人民的期待和人民對于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因此，國博“歷史與藝術并重”發展定位的提出，無疑會對中國博物館事業的發展以重大的影響，而這種引領性也可能會改變它的專業屬性和體制關系。比如在文化部的管理系統中，博物館歸屬于文物局領導，美術館歸屬于藝術司領導，但現在發展趨向中的博物館的美術館化，和美術館的博物館化，這種交叉勢必帶來未來行政管理的新變化。可以預想，在未來的5年中，中國許多省的博物館在經過新建和改擴建之后，業務上都將會出現“歷史與藝術并重”的局面。
“歷史與藝術并重”發展定位的提出，對于國博各項事業的拓展都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因為人們看到與建筑相關的新國博所呈現的展覽新面貌，其中在多元的展覽結構中，將表現出歷史與藝術并重的特色，既有古代的又有現代的；既有中國的，又有世界的；既有傳統的、又有當代的、還有時尚的。轉型所帶來的變化，符合了時代發展的要求，符合了國家文化形象窗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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