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的士或文人，歷來為崇尚某種信念——主要是儒家的精神和信念，而強調獨立于君王的實際利益，在某種程度上，這相當于今天知識分子所說的獨立精神。同樣，人文精神或者人生感覺的獨立性，也是藝術獲得創造性的關鍵因素。所謂創造性，一定與藝術家所處的生存環境和藝術家自己的人生感覺密切相關。這或許就是所謂“當代性”。
“當代”作為一種歐美的詞匯，其拉丁文詞根是時間，就是說，當代藝術強調的就是藝術家對當代人的生存環境和生存感覺的表達。照這么說，任何時間段的藝術家對該時代生存感覺的關注，及其對相應表達方式的探索，都具有當代性。年輕的法國博士顧磊克關于中國當代藝術的論文，曾經就當代藝術作過詳細的理論上探討，他根據西方最新的藝術理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在10-12世紀就有了當代藝術。我理解顧磊克所強調的就是藝術擺脫社會功利成為自身，成為個人宣泄情感的獨立存在。即當代性或者所有藝術能夠稱其為藝術的，依賴的是藝術家精神的獨立性和語言的創造性。
事實上，我們今天所繼承的水墨傳統，相當意義上是指宋以降的文人畫傳統，而文人這個群體不同于院體畫的創作主體，他們為強調自己獨立的人文精神，不屑與宮廷畫家及其摹寫物象和政教藝術觀念為伍，追求逸筆草草和獨抒性靈的藝術境界，以慰藉官場帶給自己心靈的苦悶，才創造出一種新的語言模式——“與書法書寫性有關聯的繪畫性”，和以梅蘭竹菊和山水等意象的造型觀念。并確立了新的價值標準。這是中國藝術史上一次大規模和長時間的自覺創造。這種自覺創造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文人畫語言模式的本身。
由于歷代文人在精神上強調清高和風骨，在繪畫境界中追求散淡和空靈，使文人畫在語言模式的內涵層面上，遠離了政教的功能性和宮廷繪畫的準則。但是，文人畫模式這種內涵的獨立，首先得益于釋、道精神。毫無疑問，文人主要受儒家文化的滋養，儒家強調內圣外王，即內心以圣人為標準，向外才可以做好官。但歷代官場的黑暗，使很多文人不能真正按圣人的標準做官，所以“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便成為歷代文人的補充信條。因此，唐宋以降，釋、道便成為文人精神的補充營養，而且，更重要的是，文人精神中的釋、道因素，是文人以非意識形態即個人修養的意義上獲取的，并且借寓梅蘭竹菊和山水，成為自我心靈的調解劑，即使畫人物，強調也是一種隱逸的情趣。二是所謂“功夫在詩外”，在文人畫語言模式確立之后，強調個人修養和人生感覺，才使具有程式化的梅蘭竹菊和山水形態，具有了個人化的風格，諸如王冕畫梅的清冷，金農畫梅的剛健之類。
文/栗憲庭
但是，文人畫及其語言模式，在其長期的演變過程中，逐漸成為符合儒釋道強調個人修養的主流意識形態。而且，尊崇文人畫模式法度而丟失個人的自由，文人墮落成畫匠，筆墨程式的陳陳相因，也成為宋以后尤其清代畫壇的主要弊端。這是近代思想家基于國家危亡之時，起來反對文人畫的根本原因，所以，近代思想家力倡歐洲現實主義，重新召喚文人畫丟棄的憂患意識。此后，以徐悲鴻、蔣兆和為代表，把關懷現實作為藝術的目標，開創了人物畫的新體系，并汲取歐洲現實主義的造型觀念，重新創造出一種筆墨模式。并經過劉文西、楊之光、盧沉、周思聰等幾代人的努力，人物畫藝術模式臻于成熟并蔚為大觀。
問題是，近代思想家的憂患意識，骨子里的潛臺詞是期望藝術救世，包含著濃厚儒家文以載道的精神氣質。如果這種藝術救世的情懷，沒有能夠在藝術家的作品中經過個人感覺的轉換，這種現實主義的藝術模式，就只能停留在意識形態的范圍內。事實上，近代到七十年代末的主流藝術史，就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導下，逐漸成為政治功利主義附庸歷史的。所以，整個文革時期，梅蘭竹菊和山水畫由于不能為政治服務，或毫無建樹，或牽強附會。就是關山月繁花似錦的梅花，錢松巖的《紅巖》，李可染的《萬山紅遍》，也非他們作品中的精品。
我在多篇文字中寫過，八十年代中期，“新文人畫”潮流的出現，正是中國水墨畫界反省了徐悲鴻直至文革水墨畫革新的結果：“新文人畫”不滿近現代“中國畫”用現實主義造型觀以及政教功用，代替文人的個人感覺和筆墨韻味，多是強調對筆墨韻味的重新繼承。我現在依然認為“新文人畫”是當時藝術界的一個具有實驗性的藝術現象，那時一些反對“新文人畫”的批評家，多說新文人畫沒有了文人士大夫的書卷氣和文雅，其實，我恰恰覺得他們把傳統士大夫的書卷氣，轉換成現代人的無聊、潑皮、享樂、庸懶、消沉、懷舊等具有世俗化的人文精神，才把文人畫傳統轉換了出來。二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幾乎可以說新文人畫風已經成為水墨畫界的主流風格。新文人畫家人才輩出，也無需我再評述。我想說的是，一種藝術模式和風格一旦成為主流，初創時期的人文精神就容易被語言模式的慣性所淹沒，在迅速商業化的情景中，朱新建式的人物造型和趣味，幾乎影響了大多數人物畫的造型方式。密密匝匝的山水畫點子皴法，大多濫觴于宋、元，以及四王和黃賓虹的筆墨程式。在明的和暗的水墨畫展覽和市場中，到處是粗制濫造和陳陳相因的作品，此時，“新文人畫”在八十年代開創的實驗和創造性，在相當數量的新文人畫家作品中，已被自己“把玩”掉了。
如今，意識形態已經說不清楚，或者說意識形態不再是藝術尤其是水墨畫的桎梏和價值準則。那么，什么是當今藝術尤其是水墨畫的桎梏乃至價值準則？范曾狀告郭慶祥污蔑攻擊范曾人品和藝術的名譽侵權案的勝訴，可以作為一個例證。很多人說這場官司的結局，既是藝術界的恥辱，也是法律界的恥辱，但我覺得根本上是中國文化和藝術的價值標準，由學術讓位給金錢利益的一個典型范例。范曾先生如何畫畫，畫什么，及其個人畫畫的習慣，是自由的。
別人不喜歡范曾先生的畫和畫畫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見也是自由的。在一個多元或者說起碼是主張多元的社會里，創作的自由和批評的自由，本來是一種非常正常的現象。但是，把一個藝術界的學術爭論訴諸法律，只有在權力代替學術標準的社會里才會發生。權力代替學術作為判斷標準，遠的是中世紀的歐洲宗教裁判所判處哥白尼和伽利略極刑，近點的是五十年代到文革，政府把不少不錯的作品打成毒草，前者是維護神的尊嚴，后者是維護政治利益。范曾先生畫點古代人物，郭慶祥說范先生的畫雷同和復制，雙方都不涉及神和政治的利益，為什么嚴重到要訴諸法律？
我三十多年前就認識范曾先生，我深知范曾先生一向自信，一定不會那么小器到要讓法律去維護自己的名聲和畫的價值。那么范曾狀告郭慶祥案背后維護的利益到底是什么？我查看拍賣紀錄，范曾先生的畫拍賣價格很高，另外，在中國水墨畫界，藝術品的私下交易，遠遠大于拍賣市場是毫無疑問的，而且，范曾先生又是一個高產的畫家，很多人擁有他的畫是自然的。所以，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高價格自然是好作品，這意味著說范曾先生的畫雷同和復制，等于說擁有范曾先生畫的人手里金錢會貶值。那么，誰擁有很多范曾先生的畫，或者范曾的畫在哪些人中吃香，同時這些人又有能力讓法律來替范曾先生說話并讓范先生勝訴，并借此以維護范曾畫的價值和價格，這幾乎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了。
毫無疑問，如今，金錢利益成了藝術尤其是水墨畫市場的最高準則。水墨畫市場不但兼有當代藝術和油畫拍賣做局的弊端，而且通過走穴、私下買賣的黑市交易，更勝于任何一種藝術門類，更可怕的是，中國水墨畫市場成為權力勾結洗錢的一種新途徑，水墨畫成為一種既好聽又好用的硬通貨，某些人水墨畫價格的漲落，甚至成了權力社會利益的K線圖。無人能真正揭示這個市場的真實面貌，因為與金錢利益相關聯的權力盤根錯節和強大無比！在這個環境里，中國文人一向自詡的清高和風骨，在相當數量的畫家那里丟失殆盡，更別說現代知識分子強調的獨立精神和語言的創造性了。翻來覆去變化著不同的構圖，畫的卻是同幾種人物，同一個山頭，同樣的梅蘭竹菊。只要有人買，就不斷的制造。首先論頭銜，論名氣，論尺寸，唯獨不論有沒有個人感覺和獨特性。想起來真讓人覺得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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