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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尚的“我熱愛生活勝過一切，我熱愛呼吸勝過一切……我最好的作品就是我的生活……”，幾句話就把過分追求“藝術為藝術”“藝術就是藝術自身”“藝術的本體價值”的方向引導到了藝術的出發點和歸宿。其實，他說的這些道理，在普通人看來，本就稀松平常毫不出彩，是一個不需討論的基本常識。為什么這些話在藝術界就被尊為“大師”的棒喝?
只能說明，藝術界太容易犯常識性的錯誤了。不少文藝從業者可能認為文藝是超越于凡俗的，陽春白雪是一定與下里巴人不同的。其實，這里可能更暗含著一種潛在的觀念：現實是庸俗雜亂的，要搞懂現實很難，要掌握現實規律并在現實中摸爬滾打很難，于是，找一條“高雅的”“精英的”“遠離而超越現實的”路，讓自己可以自成體系、自圓其說。如果這樣，我個人認為其實是一種軟弱和不負責任的心理，是一種以為“可以扯著自己的頭發離地飛行”的思維。現實是復雜和有難度的，但正因為有難度，高度才有可能建立。而且，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現實的依托，哪來超越、如何超越?
從這一點來說，若杜尚說生活重于藝術，方力鈞反復說自己是普通人，徐冰重視“準確、結實、實用主義”，王廣義強調從人文熱情的虛妄迷霧中走出來……他們所說，對普通人而言，似乎不但不高明，而且是太初級無需討論了。但恰恰是這些回到普通人的初級常識的見解，讓藝術界的人贊嘆和佩服。就像徐冰反復說：他的作品，對知識分子特別有效。言外之意，即某些問題是知識分子容易犯的，比如太把知識當回事而忘掉源泉、本末倒置了。
藝術界有很多輕視現實、非實證、空談玄談、貌似宏大卻不著邊際不切實際以至不知所云、用夸大其辭的非理性煽情話語把很多東西神秘化的現象，但當用科學、實證的精神來分辨時，你會發現，很多東西其實簡單明了。
比如“天人合一”，非常宏大而神秘的詞匯，讓人乍聽不明就里但又感覺很重，容易因其表皮的宏大神秘而讓人暈頭轉向。但從實證的角度看，其實是一個最初級的常識：自然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要順應自然規律。比如“天道”，從科學角度解釋就是“自然規律”。現在我常常從藝術圈聽到如此論斷：中國傳統文化精髓可以矯正西方文化，把人類從西方文化所造成的困境和厄運中解救出來。問題是：這個精髓是指什么?西方文化又是指什么?如果連這兩個問題都說不清楚，如何得出如此確切的論斷?
我認為，只有人在現實中所遭遇的“問題”，才是本體。可以說面對某些具體問題時，中國人和外國人的應對態度和解決方式不同。這個角度，是可以大致談談的。把中國人和別國人本質化，卻忘了首先都是人，忘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中需要共同面對某些問題的現實。
可以說，國人或者亞洲很多文化區域中的人，很早就意識到了直覺的感覺體驗是更真切、踏實、準確的，所以，這些人在面對問題時，往往會基于直覺感受而直奔問題、一步到位，而且因為直奔主題，在具體做法上可以松動靈活、隨機應變。這種思維，也就是人們描述的：水性思維、不拘一格、無法可循……再往前回溯，《道德經》開篇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實已經把真實、真理界定得非常到位——它從根本上無法用言語等來準確、全面把握，只能用本能的、直覺的體驗來把握;所以，它是混沌的、放松的、流變的。禪宗就是因為真實、真理不可道、不可名，而“不道、不名”，直指人心。后現代哲學一再強調的“身體”，本意應該就是把握它。因為他們意識到了之前的“現代性”的硬、僵、緊和局限。從這個角度看，東西方面對的問題是相同的，只是東西方面對相同問題時的方式、方法是有所差異的。
從這種角度來考慮，才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可以矯正或補充“西方”“文化”。此外，涉及到具體問題時，只能具體對待，看作為此時此地的每個個體，有什么區別于別的個體的方向和做法。這時，“少談些主義，多談些問題”，是非常精彩的。別扯什么中國人的天人合一、回歸自然是解決全球環境、能源危機的良方。面對全球環境、能源危機，西方人一直在努力提出各種具體而微的方案并身體力行，包括通過“反資本主義邏輯”來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而我看到的不少中國同胞，在日常生活中的浪費現象(不是“消費”)和破壞環境現象，其環保意識之差，實在讓我難以相信這些“有著中國傳統文化基因”的人何時會解決全球性的環境、能源危機——基督都要努力“道成肉身”，這些人在現實中做了什么?如何讓他們的偉大理論落地?當我參加完王久良作品《垃圾圍城》的研討會后，當天就讓同事把辦公室的垃圾桶分類，并告訴大家應該分類投放的原則。但幾天后就發現，認真做的人越來越少(本來就漠視現實細節、不以為然的人就更別提了)，一段時間后，除了我就很少有人堅持做了。
讀書人迷戀書本，藝術家迷戀作品，這些無可厚非。但直接向源泉學習，其實更方便、更扎實、準確，并能在觸摸源泉時有所發現，從而有踏實地“創新”。一個專注于觸摸現實的人，幾句樸素而踏實的話，往往更接近真理。否則，陷進文本、概念、邏輯卻架空現實的系統中，越陷越深，最終帶來的只有虛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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