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明，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學院常務副院長，展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研究領域包括視覺文化研究、當代藝術研究以及策展實踐。作為一位具有學院背景的青年策展人，自2002年起，他參與策劃了許多大型學術性展覽，包括2002年至2004年的“亞洲當代藝術的遷徙與地緣政治”系列研究計劃、2004年的“影像生存：第五屆上海雙年展”、2005年的“現實深處：中國當代藝術邀請展”、2006年的“顯微學：中國當代藝術展”以及“黃盒子：中國空間里的當代藝術與建筑”學術邀請展等。

以現在民生上海館所做的這些事情來說，您覺得怎么樣？與其他民營美術館相比它有哪些自身突出的特點？

除上海美術館之外，民生上海館算是最大的空間了。雖然開館時間并不長，但它做了很多上海美術館不能做的事情。包括很多國外的展覽項目，吸引了英國文化協會、法國領事館來做項目，上海館已自然而然成為對外交流的一個窗口。而相比其他的民營美術館，民生似乎更有學術野心，做事更有系統。拋開它的開館展做的如何不談，它能把開館展定成“當代藝術三十年”來試圖進行歷史論述，本身就體現出一種很大的雄心，這是一般私人美術館根本不可能去做的。同時它也在努力的梳理自己的一些藝術家個案的序列(比如張培力、劉偉等藝術家個案序列)。似乎也在呈現它對中國當代藝術的理解，能夠有自己的理解和闡釋的角度，這一點難能可貴，我認為很棒，現在藝術家就需要做深度而有力的個案來推動藝術家自身的發展。

對北京館有什么樣的期許？

北京館體量更大，算現有當代藝術展館中最大的一個，這顯然讓人感覺雄心壯志。對北京館我希望它成為中國當代藝術進行自我論述和自我解釋的一個空間，能夠對于中國當代社會史和藝術史進行一些有長遠意義、有深度的學術梳理和研究。它會是一個價值生成的空間，而不僅僅是一個硬體空間。同時希望它能夠多做一些有分量的展覽，因為這種有分量的展覽其實是能夠建立起一種展覽的學術標準的。

民生美術館希望做到“國際化”，您認為當代藝術怎樣能做到國際化？

今天我們該把國際化作為一個目標其實是很值得質疑的，自90年代初開始，中國看起來是在經歷一個國際化的過程，而實際上只是中國在經歷進入到一個國際的話語圈和論述系統的過程。單純強調國際化會不會造成敘述主體本身的喪失？我認為只有充分的自覺性、自反性和批判精神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更需要的是以當代藝術本身所持有的那種批判、懷疑以及獨立的意識和姿態來看待中國當代藝術在國際語境中怎樣被接受和被解釋，以及中國當代藝術的成功與失敗。所灌注在當代藝術中的精神是不是真正為社會的人群、民眾所感知和經驗到才是最關鍵所在。

那作為美術館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讓民眾感知當代藝術精神？

美術館既是一個公共空間又是一個體制空間，最重要的是能夠進行一些相對長遠、深入的規劃和研究，這樣才能對當代藝術有實質性的推動作用。系統的搭建、完善以及精神力量的保持很關鍵。就如同我和我的藝術家朋友常常自我提醒的一點就是：不要忘記你的初衷。社會太豐富，誘惑太多，我們走著走著就會忘了我們當時為什么走上這條路。能夠有一種有深度的當代藝術是我的期望。因此要守住初衷，保持精神的能量，以藝術作為通道給社會灌注能量，抑或能夠從社會中汲取能量來升華中國當代藝術的研究和創作。其實當代藝術最個人的意義是不斷改變我們，使我們的精神能夠獨立起來，當代藝術就是一股不斷建構這種獨立性的力量，是一種自我的工程。當代藝術存在于社會之中，希望能真正凝聚起民眾思想的力量來建立批判性的精神空間。

您怎樣看待民生作為一個金融機構所做的公益文化事業？

公益性機構是非常有價值的，民生只要守住“民生”這兩個字就好了。民生反過來就是生民，以民眾為本的意識。這樣的意識貫穿在當代藝術中，也貫穿在社會思想中。如果能守住這個本質性的內涵，相信民生美術館一定能做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