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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凡《圣·塞巴斯蒂安》
劉胡蘭不認識圣塞巴斯蒂安，于凡覺得他自己認識。圣塞巴斯蒂安也決不可能認識后世的劉胡蘭，于凡覺得他自己認識。于凡認為自身可以出入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古代羅馬和現代中國。以兩個犧牲者作為對話人。對話的理由也許很復雜，但兩個犧牲者的獻身理由都很簡單，死于信仰。流血是他們最表面的形式。流血對于英靈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流血甚至可以說是歷史的一部分。圣塞巴斯蒂安被射殺在柱子上，劉胡蘭倒在鍘刀下。這是兩個完全不相干的歷史事件。于凡(為何)用雕塑形式分別做了兩個當代作品，讓我們通過雕塑把他們聯系起來。
這兩個死亡事件都被“當代化”了，洗去了文藝復興的寫實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的煽動性和悲劇色彩。玻璃鋼表面的油漆光澤阻斷了“還原”的歷史想象。一個形式主義的主觀游戲剛剛開始。在這個游戲貫穿的過程中，戲仿的解構性伴隨著。像yBA的后前衛的某些策略性的舉動那樣，不強調與歷史的斷裂，而是強調與“歷史”更密切的聯系。實際上，來自后現代主義的藝術態度正影響著中國的藝術家。我很奇怪，在于凡的歷史情境中為什么沒有同鄉的歷史名人——孔子和孟子。也許孔子、孟子之流雖說都有信仰，但并未死于信仰。他們的血液一直在自己的血管里流動，并未流出體外。身體的完整性從未被金屬鈍器破壞過。或許這就是于凡的“歷史”取材于山西而不是自己的家鄉山東的緣由罷。
山西的劉胡蘭而不是山東的孔子與羅馬的圣塞巴斯蒂安對應起來，這個鮮明的意象在我們的腦際排演成了歷史與反歷史抑或超歷史的獨幕劇。在信仰越發式微的今天，圣塞巴斯蒂安身上的箭鏃像一顆顆牙齒嘲笑著所有快樂的出入教堂的當代靈魂。這副牙齒在世紀大講堂上閃動，在滔滔不絕的黃段子中閃動。而那副惡毒而又罪惡的鍘刀似乎變成了一把輕巧的剃須刀，在男明星的下巴上輕輕游動，毫無血痕，毫無驚奇。我們記住了“生的偉大”，忘記了“死的光榮”。這個歷史獨幕劇是一個平面，血腥無非是形式符號。
我相信，“后劉胡蘭”會在這個獨幕劇里認識“后圣塞巴斯蒂安”的，就像箭鏃也可以射穿劉胡蘭，鍘刀也可以鍘下圣塞巴斯蒂安的頭顱一樣，在這里可以互換不同的歷史民族的殘酷習俗。這是兩個青春間的特殊對話嗎?圣塞巴斯蒂安和劉胡蘭都被各自的文化或意識形態書寫在固定的模式里。這個模式具有崇高的現代性。它不容許圣塞巴斯蒂安認識劉胡蘭，或劉胡蘭認識圣塞巴斯蒂安。而在于凡的世界里，他們相聚了。歷史被延伸到捉摸不定的現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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