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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藝術家宋冬、伊秀珍的《新瓶舊酒》，向杜尚“致敬”的箱子
與/或/在中國
和杜尚“手提箱”并行展出的，還有一個集合了15個中國藝術家/群體的作品展，他們都和杜尚發生過直接或非直接的回應。如何看待中國當代藝術家從80年代以來和杜尚所進行的“對話”?策展人唐冠科有這樣一段闡述：
“毋庸置疑，黃永砯與馬塞爾·杜尚有過最為持續的對話。然而，根本源于杜尚的那些觀念，包括放棄繪畫轉而從事裝置和運用現成品，影響了眾多年輕一代藝術家。即使這并非對杜尚的正式回應，但可以在一般意義上視之為采取一種批判態度，其所針對的不僅是學院制度，更是商業成功的政治波普與玩世現實主義藝術家。”
關于杜尚的指涉，在旅法藝術家黃永砯的作品中較為明顯而持久。在上世紀80年代初，還在廈門的黃永砯自述通過從圖書館借來并傳閱的《馬塞爾·杜尚談話錄》中文譯著，初次遭遇了杜尚的思想，并在1989年帶著這本書去了法國。他說，他所感興趣的杜尚是，“諸如語言的歧義(雙關語的運用)，點石成金的能力(煉金術)，以及他隱士般的生活方式，這也是非常東方的”。
現場展出的有黃永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兩件作品：《胡子最易燃》和《四個輪子的大轉盤》，現在它們都由管藝當代藝術文獻館收藏。《胡子最易燃》顯然對應于杜尚在1919年的《L.H.O.O.Q》，杜尚在蒙娜麗莎臉上畫了小胡子，黃永砯則點燃了達·芬奇的胡子。同樣是在1919年創作的《不幸的現成物》，則啟發了黃永砯從1986直至2000年的一系列“洗書”作品。《不幸的現成物》是杜尚送給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妹妹蘇珊娜的新婚禮物，他寄去一本幾何書，讓妹妹晾掛在公寓陽臺上，日曬雨淋，直到被撕成碎片。而黃永砯曾在巴黎現代藝術博物館展出的《藏書計劃》，將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在洗衣機里攪拌。
黃永砯在1997年創作的《千手觀音》取自杜尚的《瓶架》，將之放大轉換為一個抽象的千手觀音像，替代杜尚掛在支架上的空瓶的，是東方佛教的各種象征物。而在2012年上海當代藝術雙年展期間，黃永砯將這件舊作數倍放大，這件充滿爭議的作品似乎在宣告，藝術家仍然無法或無意走出杜尚的影響。
杜尚對現代藝術的嘲諷、反對和摒棄莫不是以優雅的姿態進行，如四兩撥動千斤。而部分中國藝術家在90年代通過挪用杜尚而實施的系列挑釁性行為藝術實踐，難免有赤身肉搏之感。1992年10月8日，吳山專在斯德哥爾摩現代藝術博物館中向《泉》的復制品小便，取名《欣賞》;2000年，旅居英國的蔡元和奚建軍在泰特現代美術館再次以杜尚這件標志性作品為目標，創作了被唐冠科形容為“臭名昭著”的行為作品——《兩位藝術家在杜尚的小便器上撒尿》。
幾代藝術家從杜尚的“手提箱”里各取所需，急切反對，渴望顛覆。而在杜尚，無論否定抑或顛覆，無不建立在智識以及游離于系統之外的自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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