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周左右的時間內，美院先后有兩位先生辭世，油畫家馮法祀先生和油畫家韋啟美先生。這讓我感到有一種東西眼看著在失去，又無法挽留。
幾個月前，在校園見到韋先生兒子滸生。他說：“我和老爺子說你回來了，老爺子說：‘我記得徐冰。'”我說：“他身體好吧?哪天我去看他。”怪我每天瞎忙，還沒去看他，他已經走了。
韋先生遺體告別那天，我猶豫再三，還是沒有去，這不是為任何事由，只因為每次提起或想到韋先生，在我腦海中浮現的，一定是韋先生在閱覽室翻閱報紙的樣子和他在八五年前后畫的幾幅畫。這是經記憶篩選留下的，這記憶是珍貴的，我不想移開它。
老美院的期刊閱覽室很小，五米×五米的樣子;兩個報刊架，兩張桌子，一個出納老師，一個窗子。窗外有點藤蔓，藤蔓那邊可以看到美院大門進進出出的熟人和生人。下課或課間，我愛去翻看雜志。在那兒最常見到的讀者就是韋先生：這位消瘦的，長相有點怪異的老師。他總是彎著腰，安靜地翻看著報紙、雜志，邊上放著一個黃色的舊軍包。在我的印象中，不管在哪兒，只要見到韋先生就一定同時看到這個舊軍包，包總是癟癟的，一把就能抓起來，里面像是沒裝什么東西。這包和他的關系真有點像是有的孩子到哪兒都要帶著自己的護身物那樣。
我接觸韋先生的那段時間，算下來，他是六十歲出頭。之后我不在國內，也就沒有機會接觸了。常說老人像孩子，那時的韋先生說話、表情就已經非常像一個孩子，單純、善意。他翻閱報紙的姿勢、眼神，起身換書那謹慎的動作，特別像個守規矩的學生，輕的一點風都沒有。他坐在那兒，周圍的空間就安靜下來，空氣的流動會變慢，在走動的人中間，他像是不存在，別人也影響不到他。
對韋先生的這些感覺，今天想起來是一種多美好的東西——潤至細無聲，現在到哪兒去找這種感覺。但當時，即使是坐在韋先生的旁邊，也是不懂得感受這些的。我只知道他也是一位漫畫家，有時發表漫畫作品，他又來翻閱報刊，尋找他的漫畫靈感了。我只是佩服這位大畫家、老師對時政趣聞如此細心和有興趣，并不懂得這些與他的油畫創作、與畫室中要解決的問題之間有什么關系。
韋先生是油畫系的老師，不直接教我，但常聽別的先生說，他是一位如何好的老師。油畫系新生入校第一階段的課，如果是韋先生上的，那是決定一生的。其他系的學生要想感受韋先生的治學和思想，只能通過集體走訪老師的方式;我們班就組織過一次。那天講了些什么，我現在真是一點也想不起來了。記得清楚的，是韋先生慢條斯理談話的樣子。他說話和笑容是合在一起的，嗓音溫潤謙和的像是喉嚨里含著水。還記得的就是，從先生家出來后，同學們一路上興奮的情景。
整個八十年代，新潮美術風起云涌。說真的，那時各式各樣的“新”藝術并沒給我什么真的觸動和啟發，而韋先生的幾幅不大的油畫卻給過我耳目一新的震動。油畫還是油畫，卻透著一種那時期中國的，北京的，或者是西城區一帶的，甚至是從附中走廊里都能感受到的，社會空氣中新的空氣。它們是油畫嗎?卻不是馬克西莫夫的，不是傷痕美術苦大仇深的筆觸，也不是“大靈魂”那種深刻無比的畫面。它們看上去只是與要表現的事情直接的對位——一條新的高速公路;對電教室那種特別光線的好奇;或者是一個趕班車人的動作——是那種純凈的，最直接的眼睛才能看到的。畫兒畫的，像是學畫上手不久的人，第一次面對創作，面對新題目的感覺;有點像從區文化館美術班走出來的，年輕人的油畫。這種描述我知道并不合適，但我確實不知道該如何描述一位央美的油畫教授，不露任何技術和風格痕跡的繪畫。
這幾幅畫讓我第一次體會到，在不以任何風格流派參照之下，藝術，具體到用色、用筆、構圖、畫面與我們生活的時代，與周邊的變化，是一種什么關系，“新”是什么，新的感覺是怎么來的。
八五年，我在版畫系教書期間，為一幅創作，曾請韋先生來看過稿子。他很有耐心，但并不是興致勃勃地那種談話。沒過多久，當我第一次在展覽會上看到韋先生的這批耳目一新的畫時，我想起為什么韋先生面對我的那張創作稿時，是想說又不知該怎么說的樣子。算算時間，他看我的畫稿時，應該是他正在畫這幾幅油畫的時候。我那時還處在鄉土+形式構成+沉重的古典刻畫的混雜之中。對這樣一個執著的，求新求變，又不得要領的人，他確實不知道該從哪說起，這種在熟練的技術里，又夾雜著觀念上幼稚的畫，是最難指導的。
韋先生從來就不是一個驚天動地的畫家，可作品中總是透著對藝術的從容與明慧，他的這幾幅畫一定讓不少同行和我一樣，受到過那種只有從心底才能感受到的震動。我沒有經歷韋先生的告別儀式，他還在美院的氛圍中，弓著背，安靜地翻看著新上架的報刊，想著藝術的事，畫著畫。
今天，本來是要完成另一篇書稿的，卻不由自主地寫了這篇東西。算是對韋啟美先生這位不一般的，普通畫家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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