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策展人，在學術上是一個對視覺藝術很有感性認識的學者，在組織方面是一個項目管理人，在社交方面完全沒有社交障礙，跟任何人都能打交道，是一個重要的資源整合者。
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副館長李旭在去年策劃了“時代肖像：當代藝術30年”展覽，囊括了117位藝術家的300多件作品，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零藏品起步的困難情況下，他簽了90多份借展協議，此次展覽受到一致好評，也使李旭在今年5月份獲得了第八屆AAC藝術中國年度藝術策展人。
7月1日，第十屆上海雙年展新聞發布會在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舉辦，李旭介紹了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以下簡稱當代館）的現狀。活動結束后，李旭接受了記者的專訪。
從1996年第一屆上海雙年展開始，直到第十屆，李旭都參與其中。“上海雙年展是中國內地第一個展示國際當代藝術的大型展覽，在此之前我們主要依賴他國的雙年展。上海雙年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很多雙年展只有一屆就結束了，上海雙年展能夠延續下來并得到官方、民間以及媒體的認可，一路走來非常不容易。2012年當代館建成，上海雙年展開始固定在這個場館舉辦。”
“當代館在黃浦江邊，是中國內地第一家由政府主辦的當代藝術機構，前身是上海南市區的發電廠，在李鴻章洋務運動時就有了。我從2011年開始加入籌建辦公室，現在過去3年多了，眼看著一個像工地一樣的廠房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很感慨。展覽的空間非常大，總體面積4.2萬平方米，展廳1.5萬平方米，煙囪內部也是個展廳。”李旭說。
除了“時代的肖像”展覽，當代館的重要展覽還有“安迪·沃霍爾：十五分鐘的永恒”“篠原一男建筑展”“謎途：時間·空間·織毯”“一分鐘影像世紀巡回展”等等，與這些展覽同步，還會有講座、工作坊等形式的公共教育活動。“我們在安迪·沃霍爾那個展覽時做了一個版畫工作坊，有的公司白領拿自己的T恤衫、手提袋，讓老師教他們怎么印，覺得這個太好玩了，有收獲，又能穿在自己身上。”
記者：你之前提過美術館的“三易三難”問題：開館容易維持難，硬件容易軟件難，活動容易品牌難。當代館的現狀是怎樣的？
李旭：現在硬件的維持和養護方面，政府給了很穩定的支持，光是空調這一塊的費用就很大，那么大的面積，美術館又不能不開空調，場館溫濕度的保持都是非常專業的指標，政府每年的投入是很大的。當代館能開到今天，很不容易。
記者：這么大的場館有多少工作人員？
李旭：30多個，人才問題是個大問題，因為公立機構收入是非常少的，我雖然是副館長，但拿的錢可能只相當于一個私立機構部門主管的錢，在畫廊里做銷售可能都比我拿得多。到當代館來，堅持到現在的員工，基本都是有事業心、愛這一行的，并且覺得這幢建筑所帶來的文化形象和魅力對自己的意義要大于在這得到的工資收入，因為有對這個事業和這個館的熱愛，這些人才能堅持下來。
當然，我們以后還會改革，就是將來用“三會制度”來管理這個館，成立一個基金會來募集基金，成立一個理事會來管理行政架構，再成立學術委員會，這個我們已經有了——學術委員會進行學術決策，這個館應該來辦什么展覽，應該收藏什么樣的作品，應該招募哪一種專業人才。這樣的決策機制就很國際化了，不會像傳統的美術館那樣去運作。而且有了自己的基金會，有了新的管理方式，工資收入的架構也會和現在有所不同，我期待有比較大的提升。
記者：做“時代的肖像”展覽時，你簽了90多份的借展合同，非常不容易，目前當代館的藏品有多少？
李旭：我們現在也只有十幾件藏品，收藏經費不掌握在我們手里，在我們的上級主管單位——上海市文化影視廣播管理局。我們要買什么、收藏什么，要打報告，要局里批。現在的藝術市場的價格體系，用公立機構的這點收藏經費會很難，到現在，積累的藏品并不多。但是我們希望將來建立一個新的機制，包括基金會的建立，要發動社會力量，用捐贈、免稅等方式來激勵做藝術慈善的人為這個館來做更豐富的藏品的規劃。社會上有大量的收藏家，有的是自己建了自己的美術館，但沒有建立美術館的收藏家也很多，這就要看文化藝術的公益心、公益意識在未來將會得到怎樣的培養、助推，我們社會配套的法律系統的建設、制度建設將會怎么往前推進，比如《贊助法》、《捐贈法》會不會有，如果有了，美術館的日子就好過了。
記者：你的工作從體制內到體制外，再回到體制內，有什么感受？
李旭：體制里面，制度的規定特別多，非常復雜。但私立機構就方便多了，老板點頭，任何事都可以做。在當代館所有的事都要走程序，都要有制度，有的時候要花一筆錢是非常困難的。你想執行預算是很艱難的，第一個是有沒有預算的問題，第二個是你有預算，怎么去執行才合理、合法的問題。
記者：當代館推出的“首屆青年策展人計劃”，從提案中這些青年策展人給你留下了哪些印象？
李旭：我覺得他們思維非常活躍，提出的方案很有意思，天馬行空。但是任何精彩的方案都需要落地。我更加關心的是展覽的可實現度和完整程度，我覺得現在年輕的策展人有個毛病，就是會把學術的帽子戴得過大，視覺方面有點蒼白，就是說他們會受一些理論的蠱惑，甚至是中了某種理論的毒，大量去讀、去抄、去學習一些百科全書式的東西，或者比較流行、時髦的哲學理念，太學理化了，我個人是不太喜歡的。
好的策展人，在學術上是一個對視覺藝術很有感性認識的學者，在組織方面是一個項目管理人，在社交方面完全沒有社交障礙，跟任何人都能打交道，他就是一個重要的資源整合者，會整合資源，學術的資源、贊助的資源，包括空間場館的資源、宣傳媒介的資源，他都要了解。我說的學術方面的資源積累是指要多和藝術家玩在一起，要跑到他們工作室，要摸熟這個生態的很多環節，知道他們的需求是什么，然后你的夢想能不能和他們的需求結合，這樣才有可能做成功。
記者：舉辦了這么多屆上海雙年展，你覺得今天中國的當代藝術在國際上處于怎樣的位置？
李旭：我剛剛大學畢業的時候，中國當代藝術在西方還完全沒有地位。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國際上開始知道中國當代藝術，但那時他們對中國的判斷我估計跟看非洲、拉美差不多，是在意識形態上存有異國情調的好奇心，那個階段中國有政治波普，有潑皮，是非常地域化、非常意識形態化的表達；中國當代藝術真正有大的轉變，還是得益于中國國力的增強，國家角色、國際地位的提升，讓中國當代藝術變得非常醒目，另外就是本土還在持續不斷地推出這種國際性的項目，比如上海雙年展，這樣也會讓國際上重視中國政府對當代藝術、當代文化的態度。我覺得現在中國當代藝術在逐漸走向一個跟各國的交流都比較平等的格局里，逐漸還原到藝術本身，這也是我一直期待的。我覺得從大學畢業到現在26年了，我看到了一個非常大的轉變，中國當代藝術正在走向一個比較正常化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