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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黃胄在中國畫研究院工地參觀審查建設中的中國畫研究院的設計模型。左起：李可染、黃胄、陸儼少、蔣兆和、董壽平。
黃胄向新加坡國家博物館捐贈作品。
森蒂跨國鋼鐵公司駐華代表在邀請黃胄赴德國進行展覽。
1986年，黃胄在新加坡舉辦的個人畫展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企業家黃胄
有人說，徐悲鴻先生如果不從事藝術將可能成為一位出色的政治家，而黃胄先生如果不從事藝術可能將成為一名出色的企業家。我認為這話說的有一定道理，炎黃藝術館是黃胄傾其智慧，傾其財力所建，他的一切，就像是個與時俱進的奇葩。
離開中國畫研究院后，黃胄開始潛心繪畫，先后在深圳、香港、新加坡舉辦了畫展，尤其是他在新加坡舉辦的個人畫展引起了很大轟動，炎黃藝術館的創建也正緣于此。當時，有人提議建立黃胄藝術館，但黃胄認為自己還年輕，有成就的畫家太多了，要建就應在首都建一座綜合性博物館。
應該說，對黃胄而言，創建一座民辦博物館的想法由來已久。在新加坡的畫展結束后，黃胄便開始為籌備“炎黃藝術館”忙碌起來，他的狀態就像當年中國畫研究成立時那么投入。為了籌建這家藝術館，黃胄和眾多海內外藝術家們紛紛捐出了自己珍貴的藏品。黃胄在任藝術館館長時，為館內提供了大量自己的珍貴作品，他陸續捐獻出自己收藏的古代書畫文物及代表作品、速寫作品1000余件。此外，為了能夠籌集到資金，黃胄還帶我遠赴香港向李嘉誠、邵逸夫等有識的企業家、慈善家“化緣”。對每一個捐款的人，黃胄都以自己得意的作品送給他們做答謝。可以說，炎黃藝術館就是這樣民辦籌資做了起來。
1990年，炎黃藝術館的主體建筑完成，除了中央、北京市、朝陽區的領導和關心炎黃藝術館的朋友們外，還得到了法國的馬雷先生和雷彬先生代表elf集團的支持。他們多次來到我們家，暗示可以幫助我們。他們最初希望黃胄能送一尊唐三彩駱駝或駿馬，便可以贊助100萬美元。我記得當時黃胄說：“這是祖國的東西，我們博物館還要在社會上征集收藏呢！他們要讓我畫駱駝，我給他們畫一百只都行。”他們被黃胄的愛國精神和藝術魅力所感召，不但出了100萬美元，在此后也一直幫助我們。
炎黃藝術館經過4年的籌措興建，于1991年8月竣工，1991年9月28日正式開館，此館也成為我國第一座大型民辦公助的現代化藝術館。在創建過程中，黃胄遇到了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這使他在希望與絕望中艱難度日，可謂心力交瘁。有許多人曾勸他放棄，可他依舊執著。黃胄對我們說：“既然做，就要做到底。”當他積勞成疾、即將辭世的時候，心里依然在想著怎么把藝術館更好地辦下去。他懇求醫生：“再給我兩三年時間，讓我把藝術館的事理順。”黃胄說過，就是死了也不想向國家要錢。
在歐洲，藝術館幾乎全都是國營的，而美國的藝術館差不多都是私營的。黃胄帶我們走的就是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模式，也因此叫藝術館，而不叫研究院。因為研究院是創作的單位，藝術館是博物館。也可以說，炎黃藝術館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沒有改革開放，沒有黃胄以后去國外考察，就不會有這個藝術館。
其實，炎黃藝術館撐了這么多年很不容易，應該說，我們的困難很多，房子也越來越破舊。我們想要開展業務，一條路就是交給國家，一條路是繼續民辦。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我們的難處，也有幾個另外的經營機構來跟我談，其中，我覺得中國民生銀行的背景和性質與我們當年創建炎黃藝術館時是一樣的。另外，黃胄在世的時候和經叔平也有很好的關系，于是，炎黃藝術館就和民生銀行進行了合作。對于民生銀行有這種勇氣能夠參與我們炎黃藝術館的文化工作，我是表示感謝的。這是文化體制方面的一種創新，正如黃胄當年的做法一樣——在沒有資金的情況下，黃胄能夠募到錢，打造了第一家民辦的大型藝術館，并將它維持下來，這是一個科學性、開創性的模式。
黃胄在炎黃藝術館的運作中，并沒有把其當做是一個家族企業，而是采用了理事會制度。他聘請了從劍橋回來的一些高人，為我們設計的第一個章程中規定理事會是炎黃藝術館的最高權力機構，也就是現在的理事會。此后，他們又設置了一個基金會，為炎黃藝術館籌錢。在1988年創立這些制度時，很多人不懂基金會是做什么的。那時，黃胄把我們二人所有的錢都集中起來，注冊了一個基金會，向海外募集資金，又由新華社幫助，在香港注冊了一個賬號，這個賬號就叫“炎黃藝術館基金”。建成之后，黃胄又說，要建立一個公司，所以有人也稱他是個大企業家。其實，黃胄建立公司的目的就是為炎黃藝術館做一些經營性的工作，讓炎黃藝術館保持純潔的公益事業——用一句話說，世界是平的，我們應該和海外站在一條水平線上。我們拿國內外的一些閑錢來資助我們炎黃藝術館，做我們文化藝術事業，更何況藝術和文化應該是世界的共同財富。
鄭聞慧
黃胄的夫人。由于炎黃藝術館是公益性質的，用它來掙錢顯然有違黃胄的初衷，而在社會上籌措資金又是一件難上加難的事情。為了實現丈夫的遺愿，為了讓炎黃子孫能夠擁有自己的民辦公助藝術館，已經年逾七旬的鄭聞慧幾乎從不外出，她把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建立以及經營方式仔細透徹地研究了一遍。每天早上，鄭聞慧總是第一個打開館門，晚上最后一個離開。有時，在閉館之后，她還會一個人在藝術館里走走，再到丈夫的雕像前跟他說說話。“十七”大以后，她大膽地與中國民生銀行高管接觸，并接納民生銀行與之合作以便使炎黃藝術的治理結構更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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