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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2年、1993年是圓明園最熱鬧的時候，也是來人最多的時候，也使很多真正想搞藝術的人沒有時間畫畫了，人太多了，像趕廟會一樣。那個時候我正在做香港的“后八九”藝術展，澳州的“MAO GOES POP.”，還有威尼斯雙年展 “走向東方”的部分。幾個展覽幾乎同時，都是一拔人。這撥人中以方力鈞，劉煒，劉曉東等人為代表。這批人當中有幾個是在圓明園的，像楊少斌，岳敏君是晚一些出來的。那時他們想畫畫，但沒有時間畫畫，他們就想離開圓明園找一個清靜的地方。當時方力鈞、王音、張惠平、楊少斌、岳敏君、田彬、楊茂源他們幾個人請一個保姆，在張惠平家里開火，經常談這件事，我覺得他們到宋莊的這個主意就是那個時候形成的。到宋莊是非常偶然的一件事，就是因為這幾個人中其中有個叫張惠平的，他除了畫畫之外還做生意，做裝修，他提供了一個信息，就是他的一個學生叫金國旺就住在小堡村，他說那里有很多空房子，而且很便宜，農民都進城了，然后他們就帶他們到這來看。當時車還很難找，我有一次跟過來還是坐劉煒的妹夫開的212吉普車。當時我住的這一塊是一片荒地，房子都塌了，里面有好多樹，圍墻什么都沒有，村子里到處都是這種景象。我們也到好多地方去看，其他郊區也看過，發現就這個地方離北京比較近。而且我們看過后，宋莊大多村子中小堡村的院子是最大的，幾乎每個院子都有一畝左右。方力鈞后來買的院子有兩畝多，劉煒的也有一畝半，到最后選來選去就選這個村子了。最早來這兒的有方力鈞、劉煒、岳敏君、楊少斌、張惠平、張鑒墻、王強、馬子恒、劉楓華等十幾個吧。到1995年的時候，圓明園一直比較敏感，三天兩頭查戶口，還有就是怕聚眾，俗話說“聚眾鬧事”，人一多就怕發生危險，后來圓明園就被驅散了，人也就也開始往宋莊轉移。開始還有一批人到了東壩河，然后慢慢轉移來的。
開始來宋莊的人基本上都是圓明園搞當代藝術的這批藝術家搬到了這兒的。這個地方和圓明園比較來說，有個非常不同的就是這個地方相對來說比較分散。實際上現在聚集的人比圓明園多得多，但是不明顯，因為有的租農民的房子，有的買農民的房子，房子是被農民的房子分散的，不集中。開始的時候還有警察來找麻煩，我這個家來過好多次，后來就不來了，直到2004年以后我才逐漸知道，小堡村書記崔大柏作了很多疏通工作，才保住了這個藝術家集聚地。我在《只是想住農家小院》上有兩句話：圓明園是宣言，宋莊是實驗。就是指現在開始是一種正常的“自由藝術家生活”，包括創作上、展覽上，和國外的交流上，乃至買賣藝術品等等方面，基本形成一種社會力量和群落。可以說2000年之后，隨著藝術商品化的進程加大，很多藝術家慕名而來，與宋莊早期的聚集比，在意義上和語境上發生了變化。我一次聽村里的畫家說，有個藝術家來到這兒后很寂寞，生活又很清貧，半年一張畫都賣不出去，特生氣，說誰說來這兒可以賣畫了，然后就走了。所以宋莊是每天都有人來，每天也都有人走。其實這也正常，真正抱著喜歡這種生活方式的往往會住下來，尋找機會，最終是要靠藝術作品說話。好比你是行畫家，依然是行畫家，這個地方不能保證改變你的藝術觀念。當然也有藝術家，在這個地方受到影響，從革命寫實主義轉成當代藝術的例子，如從河南來的老藝術家常宗賢先生，他的轉變使我很感動，我還為他的展覽寫了序言。
我也去過其他國家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藝術家聚集地，如紐約的蘇荷、東村、布魯克林，東柏林，哥本哈根等。看過以后，就覺得許多地方的藝術家的聚居地，實際上都是一樣的，都是尋找一種群居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和他的藝術沒有直接關系。這里邊會有少數好的藝術家，大多數都是一般的，也有不好的，良莠不齊，魚龍混雜。這也對了，它就是一個小社會，不比社會更好，也不比社會更壞。或者確切的說，我看重的不是宋莊本身，宋莊是一種現象，代表著一種自由、獨立從事藝術的現象，一些實驗的先鋒的藝術家，往往首先是在自由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就像方力鈞說的那樣，我們是“野狗”，連叫聲都是不一樣的。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宋莊，以及七九八工廠區，上苑，和后來發展起來的索加村、費家村、酒廠、環鐵、草場地，還有散居在城市各個角落的自由藝術家，是一種文化現象，比較集中地代表了一種文化開始走向了多元，走向獨立和個性，大家都不再是在一個籠子里，是一個人說了算。因為人最終需要的是一種創造力，而創造力是需要自由的環境，是個人感覺的充分發揮。沒有這個多元、獨立、個人的社會基礎，這個社會不可能往前發展，只能從文化大國變成文化小國甚至沒落的文化小國。比如明代以來，中國的極權體制越來越嚴密，使得中國人越來越沒有想象力，越來越沒有創造力。創造力必須是個人的，必須是自由的，必須在多元文化中成長。說宋莊，只是說它有一種象征意義：有這樣一群人，從籠子里出來，使自己變成“野狗”……（哈哈笑）
栗憲庭（根據栗憲庭2003－5年的訪談錄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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