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維漢作品：兒歌班會-1973年
歷史的現場：當代“老照片”
——鄭維漢攝影展在798映藝術中心舉行
1956年，一個忠厚老實的農家青年走進軍營，成為東北某邊防部隊的戰士，令他萬分沒想到的是，發到他手中的不是一桿槍，而是一架照相機。
18歲的鄭維漢成為一名隨軍攝影記者。
從1956年至1976年，鄭維漢用20年的時間為我們留下了一段珍貴的“時代影像”。
當我們談論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的照片時，總會伴隨著一種懷舊的情感，并無意間美化和升華我們對過去的回憶——我們曾經那么“純真”過，我們曾經那么“樸實無華”，我們曾經那么“革命”和“浪漫”！
而這一切“純真”和“革命”的影像都來自于我們差不多30年如一日的“真誠”的革命浪漫主義的“擺拍”。它們和“真實”其實沒有什么關系。
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恰恰是歐洲和美國的“報道攝影”（中國也管之叫“紀實攝影”）最為發達和輝煌的時期，與之對應的中國卻是“政治攝影”（藝術擺拍）成為幾乎唯一的主流，那時候，在中國攝影界甚至可能根本沒有“報道”或者“紀實”這樣的詞匯出現過。
翻看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國攝影理論文章，我們會不斷看到“攝影為人民服務，攝影為工農兵服務，攝影為政治服務”的口號。在這種一切為“政治”服務的標準下，“擺拍”就必然成為一種唯一可行的攝影方式了。
似乎可以研究一下的是，如今在全世界都很火爆的“中國當代攝影”（觀念攝影）幾乎全是所謂“擺拍”的作品，好像跟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國攝影真是一脈相承，只是那時候“老攝影家”的擺拍完全代表是國家或者黨的政治的意識（沒有自我），而現在的“當代藝術家”的擺拍則完全代表的是“個人的意識和觀念”。
作為老一代的攝影家，鄭維漢和許多那個時代的“革命攝影人”一樣，他也是滿懷真誠的“擺拍”的。他也有個人的觀念——只是這種“觀念”孵化于當時的 “文化革命思想”。那時的鄭維漢滿懷真誠的迷失著自我，但正因為這種迷失，使他留下了這些現在看來“非常當代”的影像。
今天，這些“非常珍貴也非常當代”的攝影作品終于再一次展示在公眾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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