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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要把大學本科專科藝術教育的培養要求要降低，要放到普及的要求上去。而到了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教育，就應該是進入到一種精英教育了。對于這種精英層次的教育有這樣一種聲音：搞藝術的為什么要考英語?從兩點來說，第一，繪畫與英語完全沒有關系，只要繪畫好，的確不需要考英語;第二個方面，假設有了英語，也不見得是壞事。英語可以不作為一個硬性指標，同等專業水平，以英語好者優先。這可從兩個方面來考量：一個是因人施教，一個是因教擇人。這實際上都是對老師說的。如果一個人的確畫得很好，英語不好，因人施教，不必要他考外語。比方說，原來學中國古典文學，可以叫他考古漢語，如果學國畫的，古漢語好，那也可以當博士。以前評教授就是這樣的，學“中國”兩個字打頭的，中國畫“中醫”不一定考外語，就考古漢語，就可以頂一門成績，以前評職稱實行過這種制度，我覺得照樣可以在招生中實行。學中國藝術的，以技巧技法為主的專業，可以不考外語，但要考國語，作為一門語言學的成績，作為錄取標準。不能說古漢語都不考，那你看畫論怎么看呢?相對來說這是一個基本素養的問題，我覺得稍微有一點點難度還是比較好，因為它畢竟不是師傅帶徒弟。另外因教擇人，比方說有些導師他是國外回來的，教西洋畫的，他就要求你外語好，那這個可以要求學生考外語，外語好的我就要，不好就不要。可以給導師一種更大的選擇權。如果一個導師本身都不懂外語，為什么非要選懂外語的?我就選不懂的，興許你懂古漢語，懂詩詞這些，就可以了。因教擇人包括了質量、數量兩方面，因教擇人，既要選擇學生的質量，又要考慮到一個教授能力所能承受的數量。比如孔子說“有教無類”，如果那學生的確可教，那些公共的標準，就不太講究了，作為一個升學的標準不能極端，不能一刀切。在高層次的教育選擇學生的時候，教授、專家的這種選擇的權利的比重，要加大。這種權利的擴大，實際上就是把原來招生部門的那種按照制度的權利分散一點，給到個人一點。按照官僚部門、教育部門說的，如果把這個權利下放給教師的話，教師就容易開后門，但是總體來說，權利分散到某個人，只是幾個人的腐敗，比那種大的權利集中的腐敗帶來的國家的損害要小。那種很大的，官僚式的，集中的，按照統一標準的對中國教育制度和人才培養的損害絕對要大過某一個教授開后門招的某一個學生對整個中國教育制度的危害。
所以，中國教育制度改革的要害，是對教師的選擇和嚴格要求。現在中國藝術教育狀態的要害，在某種意義上不是擴招，不是研究生帶多少個，而是導師的水平下降。說的更加豪邁一點的話，中國藝術教育制度的現狀的改變是要求教師、導師們“從我做起，從自己做起”。目前這種不負責任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其實不是學生不負責任，而是導師不負責任。中國藝術教育的問題出在教師隊伍的建設上，教育制度的根本是在于每一個現在能說得上話的，有一定影響力的，有一定水平的教師自身的提高和自身的約束和自我責任心的加強，這是最主要的。所以當下中國藝術教育要加強不是對學生的教育，而是對教師的教育，這是我要提出的口號。教師負責任了沒有，你是不是僅僅為了錢，為了名聲和職稱去做一些粗制濫造的事情，去拖累整個藝術教育，倒過來去怪學生多了，課室不夠，資源不夠，教具不夠，實習的地方不夠……而不檢討自己的責任心不夠，如果有責任心那就不會帶十幾個學生。一次要帶十幾個研究生，有些理由不是應該值得懷疑嗎?難道導師不可以主動少帶些嗎?因人施教，一個個來對待，可以教得剛剛好。現在能招研究生的許多本身就是教育部門的領導，招了那么多，學生你帶出來了沒有?不能怪學生，應該把教育制度的好壞跟教師本身的責任心和榮譽感聯系到一起。
在沒有什么可以替代中國現行藝術教育制度的時候，今天提到改革，應該重新回到某一個方面來檢討。我們過去傳統教育有它的優點，作為一個私塾，作為一個導師，他對學生的責任心是很高的，“名師出高徒”，當時是很講門生，講門閥的，在這一點上，如果要求我們今天的教授、導師也有以前像私塾先生那樣的責任心，覺得自己的門生是自己的命脈，“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這種中國傳統教育的責任心更應該合理地被今天這種現代教育制度下的老師們繼承起來。我們把那種制度的方法推掉了以后，同時也把那種教師教育的理念，教育的責任心也推掉了，在今天“門生”和他無關。但如果老師的責任在這里下降了，沒有把他作為生命和事業中間的一部分的話，那這個教育永遠是搞不好的。所以，在一個制度不能發生根本性改變的時候，我們現在提出任何關于制度的意見的時候，是應該從一個可以入手的角度，在這些可以對制度提出反省的人和起作用的人身上去解決問題。他不僅僅是一個教育官僚的問題，教育官僚在訂無數教育制度的時候如果落實到教師身上，教師如果是一個能負責任的人的時候，有些東西它是可以消解的，那些損害對學生已經就會有一種緩沖了。教師承擔了這個損害，那學生受到的損害就小了。現在是把所有這些教育制度的弊病，都讓學生來承擔，教師在中間逃離了，一講起來卻說是教育制度的緣故，是擴招的緣故。所以，沒有了教師承擔教育制度和學生之間的這種責任的話，那最吃虧的就是學生，最吃虧的就是國家教育事業。假設擴招了，如果教師負責任，教師不推委，那些不利方面的影響就會大大消減。而教師如果對學生采取不管不問，特別是對碩士生、博士生的教育，老在那里說是制度的影響，你有很充足的理由嗎?
所以，結論是，在沒有一個新的東西可以替代現在的教育制度的情況下，要改變這個教育制度，也只能循序漸進地改變。對教育制度改變的關鍵，不是寄希望于那些教育官僚者，也不要責怪擴招帶來的學生素質的下降，責任是在中間這一層，執行教育的教育者，具體來說，就是教師身上。教師還是應該有一種道義，既要有一種勇于向上提出意見、堅持正確教育理念的勇氣，也要有愛護學生，對學生盡職盡責的情懷。如果教師可以堅持這樣去做。在這種大的現代化的制度下面，去回歸和追尋中國科舉和私塾中間的某些合理的，關于“師道”和“責任”的這些有價值的東西，或許，中國的藝術教育才會真正有希望。
2009年4月8日
於廣州美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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