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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巖松
從1993年開始做電視，我給了自己九個字“說人話、關注人、像個人”。隨著“東方時空”開播，到“焦點訪談”，再到“新聞調查”，一直到“實話實說”等等，堅持著這樣相同的信念，我和我的同事們就這樣一路走了下來。
中央電視臺曾經有過一段很輝煌、很受尊敬的歲月，就是因為打破了過去八股的文字，打破了過去或仰視或俯視的墻頭草的心態，正式建立一種“平視”的概念。東方時空以及后來成立的新聞評論部是最早提出“平視”這個理念的，那時候電視的確做了它應該做的事情。
到了2008年，我40歲了，那一年充滿了巨大的交鋒，奧運火炬沖突，抵制家樂福，汶川大地震，如此多歷史事件宿命般地糾結在了2008年，所以我會去想很多事情。我覺得40歲要給自己一個新的目標，不能停留在“說人話、關注人、像個人”，我想起碼我們評論部或者我們這些人做到了這九個字，不能再原地踏步，因此我給自己提出了12個字，叫“捍衛常識、建設理性、尋找信仰”。
我覺得這12個字不僅僅屬于我自己，我后半輩子奔這12個字就足夠了。我甚至不敢想象這12個字包含的追求，會在我人生終了的時候在中國實現，它可能是百年的道路，沒那么簡單。
捍衛常識
我們曾經有過顛覆常識的時代，比如說一畝土地能產多少糧食？其實它基本上是個常識，它應該在一定的公斤數里浮動。但奇怪的是，居然在一個荒唐的年代里，報紙上能登出放衛星一畝產多少的天文數字，很多人還真信，這真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政治可以扭曲常識嗎？在我們這個國家的確扭曲過。文化大革命的瘋狂也來自于很多對常識的顛覆。那些荒唐時代的荒唐做法我們姑且不談，現在這個時代里，常識是不是被很好地維護著？不一定是。
舉一個例子，曾經有一個排毒養顏專家，在中國很多媒體上宣揚這個不能吃，那個不能吃，然后推薦他的食譜。當時我聽了之后覺得很不靠譜，老祖宗吃了千百年這些東西過來的，如果說這些東西不能吃了，這里一定有隱情，這是常識。但為什么我們的媒體會給他時間給他空間，讓他發表這些明顯違反常識的東西？我們的大醫學家在哪里？為什么不出來駁斥這種明顯的偽常識？
后來這個所謂專家被臺灣抓了回去，判了刑，這個時候你突然明白，原來在利益面前常識是可以隨處顛覆的。過去顛覆常識是因為政治，現在顛覆常識有些開始是因為利益。
在我們生活中，1+1=2時常被人說成1+1=3。很多人面對媒體，說那些空話、套話連他自己都不信，但是為什么連他自己都不信的東西他會說呢？因為這樣對他有利。
因此作為一個媒體人，作為一個或許算知識分子的人，如果不能把捍衛常識當成自己的一個目標的話，我覺得是很可怕的。
建設理性
為什么要建設理性？首先我們從執政黨的角度來說，中國共產黨正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革命黨與執政黨有什么區別？執政黨是不管你喜歡不喜歡的人，你都要為他服務。這時候，要求執政黨和執政政府必須是理性的。
革命很難理性，大家想象一下，文化大革命，多么的瘋狂，理性幾乎無處藏身。再比如法國大革命，革命者是非理性的，甚至很殘暴，做了很多不該做的事情。但是我們因為站在革命的一面，總認為革命是有道理的，所以非理性就是有道理的，所以學生掄起皮帶打老師就是有道理的。
現在大家都把責任推到某一個人身上，可是那些掄起皮帶打老師的男學生和女學生，他們人性的瞬間泯滅是不是直接推到某個人身上就可以解決呢？我覺得不能，別人無法譴責你，自己還要跟自己對話。在那樣的時代里，不是所有人都掄起皮帶打老師，不是所有人都做了讓人性徹底顛覆的事情。
在當下這個時代，大國需要與此相對應的大國國民性格，理性是重要的構成。我在《南方周末》上寫關于“建設理性”的時候，提出了“脫敏”的概念。過去我們很敏感，很多東西都躲著走，不知道該說什么。但去年，溫家寶總理演講時有人扔鞋，咱們新聞聯播都播了，沒什么呀。當你脫敏了之后，他就沒力量了，當你敏感的時候他才有力量。
我在耶魯大學演講的時候開了一個玩笑，說如果大家對我講的內容有什么不滿意，歡迎扔鞋子，不過最好扔一雙，我的鞋號是43，謝謝各位。全場人樂噴了。
所以，當很多事情脫敏了，這個民族就大氣了，這就是理性。
尋找信仰
尋找信仰，我覺得這是中國將來最大的命題。
中國改革頭二十多年，要解決人和物質之間的關系，溫飽、小康、翻兩番，全是物質的概念。經過二十多年，我們物質達到了一定程度，提出了和諧社會，和諧社會不就是要解決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嗎？
進入到這樣一個發展階段，一個新的挑戰來了，一個13億國家怎么解決人和自己內心之間的關系？
幾千年走過來，中國人的信仰在哪里？它在一種雜糅了之后的中國文化里，在你姥姥給你講的故事里，在你看的戲里，在小學課本、唐詩宋詞里，這些糾纏在一起，養成了我們骨子里的信仰。
比如中國人講究對長輩的尊敬，對孩子教育舍得投入，懂得節儉，還有敬畏天地。
但過去我們有的一些信仰，幾千年來對中國人起到支撐作用的東西，徹底被毀掉了，文化大革命達到了巔峰。
因此在八十年代初的時候曾經提出“信仰危機”，那時候提的信仰危機跟現在我說的尋找信仰是不一樣的。那時候信仰危機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對內心的挑戰，而現在我們真的要尋找屬于中國人的信仰，它是什么？
它不一定是宗教，但應該是把中國人被摧毀掉的信仰鏈條重新接上，如果一個人活著沒有任何畏懼，他會讓整個社會感到不安。
我借墨西哥的一句諺語，大家一起趕路，突然一個墨西哥人停下來，旁邊人問他為什么停下來，他說走的太快，把靈魂扔在后面，要等一等。現在我們很多人的靈魂也扔后面了，我們得等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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