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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初，大學校園正經歷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洗禮，潘曉發表在《中國青年》雜志上的文章《人生的路啊，為什么越走越窄？》在大學校園產生了轟動效應，一時成為大學生們在課間和宿舍里爭相傳
的熱門話題。正是從對這一話題的強烈關注開始，我和任戩走到一起。
我是魯迅美院中國畫系78級生，任戩是79級。由于相近的志向和興奮點，我和任戩一見如故，仿佛久別重逢的摯友。我們經常一起散步、聊天；一起出入閱覽室、圖書館、博物館和新華書店。記得當時我倆格外留心所謂“思想意識形態舞臺”上的新動向，對報刊雜志上刊發的焦點性文論每見必讀，其中由潘曉文章引發的有關“人生觀問題大討論”的文字更是我倆共同關心的中心議題。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我經任戩引見，結識了王廣義，那時，他正在為高考到處奔走，聽說他曾三年落榜，透過他的畫，可以看到他的痛苦、憤懣，乃至絕望。雖然見面時間很短，但廣義還是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這大概為我后來與廣義走到一起并成為共謀大業的“親密戰友”鋪墊了“神交”的基礎。幾個月后，我和任戩一起分享了廣義高考成功的快樂！在廣義寄給任戩的信中，廣義的頭一句話就是：我勝利了！王廣義在80年考入浙江美院（現中國美院）。記得任戩特別為我強調了這句有點宣言味道的話語的價值，意思是他的朋友都是真正的“硬漢”。那會兒，受杰克?倫敦、海明威影響，我倆天天在一起討論的就是“強者”、“硬漢精神”這類話題，大概隱含的語義是，假如人生意義上的“虛無主義”在所難免的話，那就只有去追求做一個“強者”，或者去表現一種“硬漢精神”才足以抵御“虛無主義”的絕望。這種浪漫人生觀在后來讀尼采時更得到了強化，我們自視為“超人”，而稱一般知識大眾為羊群。
這期間，我和任戩還受到《走向未來》叢書的巨大影響，那些小冊子成為刺激我們奮發向上的興奮劑。《在歷史表象的背后》、《一條永恒的金帶》、《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
東方神秘主義思想成為任戩為其藝術理想畢生奮斗的奎臬；而現代物理學的某些思想也使我深深迷戀。書中的某些段落，我至今仍能熟記于胸：
這是無聲、無覺、無形、不朽的，也是無味、無嗅、永恒的，無始無終、高于一切、堅固穩定——誰要認識了這一點也就解脫了死亡。
1982年，我畢業后被分配到長春市工人文化宮工作。但我和任戩的學術交流并未中斷，通過書信往來，反而使我們不經意形成的“共謀大業”的構想更加清晰而明朗了。
1983年，任戩的畢業作展促進了我們共謀大業的計劃。在魯迅美院展覽大廳的一個單間里，任戩的組畫《北極圈下》整然有序地布置在刻意營造的“極地氛圍”當中，展廳的門窗被寬大的黑色窗簾罩往，冷色調的燈光使室內泛起絲絲寒意。
任戩刻意而為的“極度寒冷”激活了我一直在尋覓的關于“理性繪畫”的構想，使我為我一直迷戀的西方古典藝術與中國古代山水畫中的理性精神找到了新的載體——寒帶文化！
從沈陽回來后，我開始創作《無窮之路》、《文明初期的幻象》、《絕對原則》等系列作品，并連篇累牘地撰寫了一系列討論北方文化和理性精神的論文，其中有《一個新文明的誕生》、《關于北方文明的思考》、《“寒帶—后”文化的初步形成》、《試論新文明的權重意義》、《論“拉斐爾前派”的歷史意義》等。
1984年初，我應任戩邀請參加哈爾濱一位詩人朋友的歡送會，這位朋友即將赴深圳就任青年報副主編。正是在這次歡送會上，我結識了后來一起組織“北方藝術群體”的一些文學界朋友。他們是孟凡果、巴威、呂瑛、張茜荑、張曙光。
7月21日，“群體”宣布正式成立，當時對內定名“七七七”社團，對外在黑龍江省文聯成立“文學藝術信息交流中心”，由這七人為核心，即我、任戩、孟凡果、巴威、呂瑛、張茜荑、張曙光。9月，王廣義從浙江美院畢業歸來參加了群體在《北方文學》雜志社會議室召開的“中心”成立大會。
中心成立后最初的成果是創辦《外國小說選刊》，此外，還通過在《外國小說選刊》上開辟“筆友”欄目與國內文學藝術界建立了廣泛的聯系，其中如北島、顧城、楊煉、芒克、翟永明、潭盾等都曾與群體組織者之間建立過各種各樣的聯系。然而，這種朝氣蓬勃的狀態很快被組織者內部的矛盾打破了。那些最初相互抬舉的搞文學的朋友們突然間變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調動工作的努力有了結果，調令下達了，于是我從長春市工作文化宮調到了黑龍江省文聯，就任《北方文學》雜志美術編輯。
1985年3月，我調入《北方文學》后，曾多次提議召開“群體”會議，但都得不到響應，為此，我開始獨自策劃和組織各項活動。此時，王廣義對我的工作給予了巨大的支持。我和廣義決定，重組理事會。在我和廣義的召集下，群體吸收了新的核心成員，其中包括劉彥、王易罡、卡桑、王海燕、林薇、倪琪等。在重組的理事會中，我任理事長、王廣義任副理事長。其后，群體最重要的活動之一是在我任美術編輯的《外國小說選刊》里開辟“外國美術欣賞”欄目。在這個欄目里，我們有目的地推介與我們的美學追求有關聯的外國名作，并通過發表評論把我們的主張借它山之石推廣出去。此外，我們還借這個欄目發表了許多群體成員的作品，包括發表在1985年12月號封面上的我的《絕對原則》和王廣義的《凝固的北方極地》。
這一年，群體主辦的另一件大事是召開“北方藝術風格的回顧與展望”學術討論會。
本來我們的原意是要搞一個《GOD》（北方群體會刊）創刊發布會，這個會議的實質目的是為《GOD》創刊造輿論，但要得到省美協和媒體的支持，我們就不得不取一個受眾容易接受的名字。
1985年9月9日，“北方藝術風格的回顧與展望”學術討論會在黑龍江省美術館召開，會上，我宣讀了以《一個新文明的誕生》為標題的論文，論文的核心思想是主張發展理性精神，并將這一主張提高到一個形而上學的高度，將其視為“一個新文明的誕生”！王廣義宣讀了《中國北部的畫家們》、劉彥宣讀了《分析的邊界》等論文。會議由王廣義主持，黑龍江省社科、文藝界代表就“北方文化”這一議題展開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
1985年11月，中國美術報第18期發表了《一個新文明的誕生》的縮寫本《北方藝術群體的精神》。作為“’85美術運動”首家自由藝術家集群——“北方藝術群體”的活動開始引起社會的關注。這期間，我和廣義開始與外界展開廣泛的聯絡，逐漸與《中國美術報》、《美術》、《美術思潮》、《江蘇畫刊》等報刊雜志的記者和編輯建立了聯系。
1986年初，王廣義調往珠海畫院工作，當初我們對所謂“經濟特區”抱有很大的幻想，以為可以利用那里的“特權”干一番大事，在那一段時間我和廣義通信談得最多的是構想在珠海辦一份“特區美術報”，這些想法雖最終只是一個美妙的夢幻，但卻激發了我們許多熱情、靈感和思考。
1986年4月，我應中國美協藝委會的邀請，赴京參加“全國油畫藝術討論會”。這次會議全國各省市代表共70余人就會上三個學術報告的內容展開了各抒己見的討論。這三個學術報告是高名潞的《’85美術運動》；朱青生的《當代油畫隔岸觀》（主講西方當代藝術）；水天中的《西方美術思潮沖擊下的中國油畫》（主講中年油畫家的創作）。但問題的焦點還是集中在高名潞的《’85美術運動》上，通過高名潞收集的大量的’85新潮作品的幻燈片和高名潞刻意強化的“運動”概念，老一輩油畫家們感到了壓力。
會議期間，我和高名潞、張培力、朱青生、李山、唐慶年等青年代表曾多次召開“小集團”會議，討論如何將’85美術運動推向高潮或引向深入。李正天提議，將這次油畫會上觀摩的幻燈片拷貝數份，然后組織演講小組到各省美術家協會去巡回講演，我和高名潞、張培力、朱青生、李山等一起討論了這個建議。后來我和培力決定，如果做這個活動，則必須將運作的權力掌握在青年藝術家手中，否則它將變成一種大雜燴式的東西，那是無法反映出85美術運動的新精神的。李正天力薦在廣州舉辦首展，我和培力則表示和廣義商量后再定。于是，我寫信給廣義，建議他游說珠海畫院承辦這一活動的首展。當時我們都對特區，尤其是對廣義在特區的運作寄予厚望。果然不出所料，廣義信中帶來的消息令人振奮！信中說珠海畫院的建院儀式即將召開，他打算以這個活動為契機，借用它的條件推出85美術運動的幻燈片巡回觀摩展。
接到廣義信后真令我欣喜若狂！我即刻給他寫回信，約他一起到北京找名潞共謀大計，并一起前往中國美術報社商談合作主辦及評委會的組建等具體事宜。
那真是一個激情燃燒的歲月，大約一周后，廣義乘火車返回哈爾濱。我在宿舍里遠遠地聽到廣義喊我的名字，聲音中夾雜著難以抑制的激情，接下來我和廣義晝夜商談了這次活動的具體實施方案和評選委員會的名單。我倆商訂通過這次活動樹立高名潞的權威地位，以便將運動的方向掌握在支持理性繪畫這一思潮的批評家手中。然而，在選擇“理性繪畫”的支持者這個問題上，我和廣義曾在栗憲庭和高名潞之間猶豫不決。經過再三推敲，我們最終選擇了高名潞，其原因在于栗憲庭在當時已是譽滿江湖的著名批評家，而高名潞則處在初出茅廬，羽翼未豐的初飛階段，因此，我們斷定高名潞更有大干一場的沖動，我們與之聯手定能成就大業。另外，當時是一個學術崇拜的時代，“研究生”在當時是能夠產生“劇場幻象”的一個學術身份。高名潞的情況剛好具備幾方面的優先條件：（1）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畢業，（2）《美術》雜志執行編輯（《美術》雜志是建國以來公認的最高學術平臺，90年代以后這種一元格局發生了改變）；（3）《中國美術報》兼職執行編輯。
5至6月間，我和廣義到北京與高名潞會合后，共商了整個計劃，最后由高名潞調整并整理成文。拿著這份策劃案及評審委員會的名單，我和廣義找到了《中國美術報》社社長張薔。最初，我和廣義的想法是由高名潞與張薔聯袂擔任評委主任，但張薔用鉛筆劃去了自己的名字，改為《中國美術報》主編劉驍純的名字。接著安排我和廣義與劉驍純談判。劉驍純是美學大師王朝聞的博士研究生，剛剛取得博士學位，這個身份在當時更是占據著學術劇場的“峰巔位置”。這一對壘反而激起了我和廣義的斗志，一場斗智斗勇的話語遭遇戰拉開了帷幕，從我的理論開場白到廣義的機智陳述，我倆對劉驍純展開了“輪番PK式轟炸”。驍純終于對我和廣義的智慧與能力表示折服，因而欣然同意配合我們的計劃，出面主辦“85青年美術思潮大型幻燈展暨學術討論會”（史稱“珠海會議”）。只是最后劉驍純也將自己評委會主任的名字劃去，改寫上美術報副主編張祖英的名字。
討論通過后是具體的操作事宜，打印并郵寄蓋有中國美術報公章的“集征作品通知單”，最主要的是這份通知單上印著我、廣義、名潞擬定的評委班子的名單，在這份名單上，我和廣義都是評委副主任，我們把栗憲庭也放在與我們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他也是評委副主任。
事后，我和廣義走在大街上，我倆哈哈大笑。王廣義對我說，我倆仿佛是“外省偉人在巴黎”。
“珠海會議”的召開奠定了85新潮美術的歷史性地位，因為正是從這里開始，“新潮美術”才第一次浮出水面，從“地下作戰”轉為公開的社會活動。《中國美術報》會后開辟的“新潮資料簡編”欄目，第一次系統地梳理并發表了中國當代藝術運動的編年記事。由此為“中國現代藝術展”的舉辦營造了輿論氣候。而由栗憲庭編輯推出的“新潮美術家”欄目更將85新潮中涌現出來的“人物”推向了歷史劇場的前臺。
1987年初，“北方藝術群體”已日漸成為新潮美術論壇的輿論焦點，但卻一直沒有舉辦過一次“群體”成員作品展；此外，中央電視臺“新潮美術”攝制組又要專訪北方藝術群體，希望可以拍到北方群體作品展示的效果，而這個專題片又由高名潞出任總顧問，于是名潞也來信催我們辦一群體展，這使得北方群體舉辦展覽已成“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而舉辦群體展也一直是我和廣義的夙愿，因此，我和廣義商定在長春舉辦北方藝術群體首屆展。展覽地點所以選在長春，是因為我家住長春，辦展覽各方面需要安排起來方便，如果人生地不熟，則難免遭遇許多困難，此外，家住長春的群體成員倪琪因其父是汽車廠中層干部，曾承諾可以由汽車廠文化宮免費提供展覽場地，并答應提供部分經費贊助，這使我和廣義大為振奮，于是，廣義從珠海趕來長春。接站后，我把廣義送去汽車廠倪琪家，事先說好，廣義來長春住他家，他父親也滿口答應。結果，第二天早晨，倪琪突然跑來找我，說出事了，讓我趕快一起去他家。當我趕到汽車廠家屬樓前時，遠遠看到王廣義在雪地上徘徊，當時我怒氣直沖腦門，跑到樓上與倪琪的父親理論！
汽車廠文化宮的展場是沒指望了，后經多方努力，終于得到吉林藝術學院院長胡悌麟的支持，在吉林藝術學院幾間超大號教室里舉辦了“北方藝術群體雙年展”。展覽的名字是廣義起的，他從珠海特地帶來了事先印好的請柬，我想他的目的是為了增加畫展的“權威感”，因而仿造“威尼斯雙年展”的展名，不過，這一不經意的仿造，卻開創了中國當代藝術“雙年展”的先河。巫鴻先生曾說，通過資料他才知道，原來，北方群體那么早就采用雙年展的名字了，因此，他斷定“北方藝術群體雙年展”是中國最早的當代藝術雙年展。
“雙年展”結束后，北方藝術群體基本上沒再組織任何群體性活動，這時，群體的幾位干將已天各一方，廣義在珠海，任戩在沈陽，劉彥還在哈爾濱，而我則前往北京與名潞、周彥、小箭、明賢等人匯合，意圖通過撰寫《中國當代美術史》，將中國當代藝術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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