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昌碩(1844-1927)石鼓文七言聯
書法，作為中國最具民族特色的傳統藝術，其深入人心的程度可謂是其他藝術形式難以與之媲美的。書圣王羲之的名字，可能比畫圣吳道子的名字要響亮得多。然而，在歷來的書畫市場中，它卻始終處于位高價卑的尷尬處境。相比較而言，中國畫，好像總是以其“賞心悅目”的“形象”撩撥著收藏者和投資者的出手欲，甚至就連“不起眼”的印章藝術——雖然收藏者十有八九不解其堂奧，卻因其系田黃、雞血、封門青等“質地”因素，在一定的市場角逐中竟也與國畫作品平分秋色。
近十年來的市場數據也說明了這一點，只有古代名家書法名跡才會偶爾露崢嶸，尤其是在去年秋季，成績最為輝煌，如：張懌伯手稿《鎮江淪陷記》在匡時以1198萬元成交，董其昌的手卷《草書杜甫詩》以1232萬元在北京榮寶2007年秋拍成交，王鐸的《草書詩卷》在西泠印社2007秋拍中以1691.2萬元成交，成為西泠印社拍賣史上價格最高的作品，并同時成為2007年國內拍賣成交價最高的書法作品。而現代書法家(多半是書畫兼長的畫家)基本已經謝世，如郭沫若、弘一、黃賓虹、齊白石、張大千、溥儒、沈增植、沈尹默、于右任、林散之、啟功等人的作品，價格指數一般都維持在數十萬元之內，其中又多半在數萬元及至數千元之間振蕩。當代書法，雖時有“佳績”，然皆因人為因素甚至不乏自我炒作之嫌。因之，書法這一高雅得不能再高雅的藝術就這樣在書畫市場里不得已的扮演著別別扭扭的角色。
“佳書不如孬畫”潛意識不可低估
“佳書不如孬畫”的潛意識在藝拍市場的作用力不可低估。所謂“佳書不如孬畫”，在人們的欣賞意識里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不能簡單的認為這是人們對書法作品的認識和理解“有待提高”，過分地“埋怨”收藏者的收藏意識和收藏品位，可能對激活人們在偏愛國畫的同時重新認識書法作品的藝術價值的“死結”會或多或少有那么一點適得其反的負面作用。
如果拿林散之、啟功二位先生為例，他們都是以其書名享天下，雖然他們的書作為收藏家所青睞、所追捧，然在人們的收藏意識里，如果面對他們的畫作可能會義無反顧地加大籌碼去收藏，甚至在收藏家的潛在心理上，與其花錢投資其書，不如以數倍乃至數十倍的價位收藏其畫，這是無可厚非的。終究畫作的藝術元素符號較之書作的元素符號更能撩撥各階層人的審美感悟。盡管這與我們在梳理書畫篆刻藝術史時“得出”的百年之內可能會出現百余位可以享大名的畫家，不見得有數位能經得起“死亡淘汰法”淘汰的書法家的“結論”相違背，但是，人們“重畫輕書”的收藏和投資意識是難以改變的。
也正因為市場因素和人們的“重畫輕書”的潛意識作用，很多原先以書、印名享天下的書法篆刻家也拿起了畫筆，繼而又享有畫名，如韓天衡、王鏞等。
這不足為怪。歷史上的吳攘之、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來楚生諸先賢，又有哪一位不是以其雄厚的書法、篆刻藝術的修養構筑了他們后來杰出的繪畫藝術的審美體系?又有誰能強求收藏家對以上書畫篆刻俱能、皆精的書畫篆刻家的書、畫、印作品作等價收藏?
誠然，書法，作為一種承傳千余年的國粹藝術，它的內涵和意蘊自古以來并沒有失去其應有的欣賞者，“高處不勝寒”的特殊位置，又使得它自始至終沒能像繪畫那樣擁有廣泛的受眾。就像國粹京劇，其唱、練、做、打，一招一式無不功深百練、奧妙無窮，但它的自發的“票房指數”較之其他演藝形式卻相形見拙得多。對此，我們能說我們的觀眾沒有藝術品欣賞力嗎?
書畫藝術面臨新媒體藝術擠壓
不同的時代構成不同的時風，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發展的必然現象。
有人說，繪畫在21世紀已經不可能是一個重要的藝術領域了，即使在20世紀后半期的西方，除了里希特、佛洛伊德等有局部突破之外，大部分都沒有什么前途。21世紀最有前景的是新媒體藝術，這在國際藝術界幾乎是一個公認的常識。因此，很多重大的國際藝術展也已經不將繪畫放在一個重要的位置了。繪畫藝術都面臨著新媒體藝術的擠壓，書法藝術的前景也就不難想象了。
盡管我們為中國的傳統書法走向世界做過很多很多的努力，而且歐美各國博物館也典藏有大量中國古代書法精品，甚至歐美也不乏深入細致研究中國傳統書法的專家學者，可事實上，中國的傳統書法就像一個遠古生命的“化石”，珍貴而不復再生，這就像有些人說的那樣，中國書法，只有中國人能欣賞。所謂“只有中國人能欣賞”，就其實質是因為中國書法藝術未能被各國人民廣泛接受和普遍“運用”的別樣的自我安慰。中國書法這一曾經輝煌的“民族的”藝術表現形式，最終沒有驗證“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這句我們重復了很久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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