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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旭光，字散云，1955年10月出生，河北安新縣人。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分黨組成員、副秘書長，中國書法家協會草書委員會副主任、硬筆書法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書法研究所客座教授，中國美術館藝術委員會委員。自1988年先后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個人作品展，在中央電視臺舉辦講座，赴日交流講學；作品多次入選國展、中青展、名家精品展等重大展覽，收入《中國著名書法家精品集》、《中國當代美術全集?書法卷》等多部大型書法集；在曲阜、岳陽樓等多處勒石刻碑；被中南海、中國美術館、軍事博物館和日本、韓國以及歐美國家收藏；出版專著有《楷書》、《行書》教材，《現代書法字庫?張旭光卷》、《張旭光書法集》、《張旭光系列藝術文叢》《張旭光詩詞書法》《行書技法》、《行書臨摹?創作》光盤、《中國美術館當代名家系列作品集書法卷?張旭光卷》，并有多篇文章發表。先后擔任中國書法蘭亭獎、八屆國展、首屆青年展等重大評審活動評委會副主任，負責組織和評審工作。
新帖學價值范式的確立——張旭光帖學創作論
姜壽田
在當代帖學轉換中，張旭光無疑是一個開風氣之先的人物。他以自身對二王帖學的深入研悟和卓犖實踐將當代帖學的實踐與認識水平推到一個新的境地。有理由認為，當代書法的歷史性演進在很大程度上已取決于帖學在當代的進展，這也同時使得帖學復興面臨著一個自清代碑學以來難得的書史機遇。
清代的籠罩性影響，使得整個近現代書法史都處于碑學的整體籠罩之下，碑學對帖學的貶抑使人們形成一個帖學失效的集體無意識，似乎帖學只能是碑學的附庸，只能在碑學的范式內提供有限的資源，而任何帖學獨立范式的重建都會被視作復古的企圖，這種深層心理牢固地支配著現當代書家，造成一種偏狹心理，以至在當代某些書家心底，帖學仍是保守的象征，因而提倡帖學就是對創新和多元主義的背叛，似乎多元主義與激進主義等同，只有碑學和民間化價值取向才符合創新與多元主義的題旨。
這當然不能不說是對帖學歷史的誤讀。事實上，帖學的衰敗并不是由帖學自身造成的，碑學所強加給帖學的種種罪責并不能由帖學本身負責。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趙、董對帖學的誤讀，抑或不是清人入主中原，打斷了晚明帖學復興的啟蒙主義思潮，以程朱理學取代心學，強化書法領域的理學統治，并以趙、董作為官方帖學的最高范式，最終消解了以王鐸、倪元璐、黃道周、傅山為代表的明末清初表現主義帖學，帖學自身無疑將繼魏晉二王之后又臻至一新的高峰，而整個近現代帖學史也將重寫，同時，清代碑學取代帖學的歷史也將重寫。
從這樣一種歷史譜系的重讀，我們對帖學的認識將會獲得一個長時段的新的歷史眼光。同時也將會使我們從碑學范式的即時性釋讀中走出。畢竟碑學的歷史是非常短的，從乾嘉至當代，也只有200年歷史。我們為何不能走出碑學的遮蔽誤讀而開創新的帖學視野呢？難道帖學將被裁定永遠處于被支配的歷史地位嗎？
碑學的歷史已然作出否定性回答。碑學的危機正是依靠帖學得以化解。當碑學由于鄧石如、陶濬宣、李瑞清、曾熙等的片面化強調而以北碑為惟一正宗，從而導致帖學全面衰微，以至京朝士大夫皆不諳行書，連書信都施以正楷之際，恰恰是帖學的重新引入碑學，才得以挽碑學危機狂瀾于既倒。何紹基、趙之謙、沈曾植、康有為、吳昌碩、于右任走得無不是碑帖結合之路。碑學以極端性立身，而以圓融性求得變通。清末民初以降，以北碑為惟一正宗的碑學觀念已被降解，碑帖融合成書家的普遍選擇。
20世紀80年代以來，碑帖對立的觀念愈加淡化，但不容回避的是，后碑學所導致的民間化書法取向和風格至上的唯意志主義風氣的光大遍至，使傾向于視覺造型的碑學相比于帖學仍處于壓倒的優勢，從而也使得帖學仍處于邊緣化地位。在書壇風格主義處于鼎盛時期，造型取代筆法成為當代書法價值的中心，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書法的空心化。風格的泛濫導致當代書法無力在有難度的書法史這一層面確立自身的價值，以至有論者不無深刻地指出，當代書法是一個無法的時代，而典型標志就是筆法的淪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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