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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藝術都講意境、講境界，花鳥畫亦然。所以，花鳥畫家須有造境的思維和技巧，并因之決定意境之深淺含露、境界之高下寬狹，決定藝術的時代精神。劉玉泉明于此，且探索有得。他說：“我以為在極重意境的中國畫領域，只有把工夫下在創造新意象境界上，探索才有出路。”為此，他尤其重視民族傳統審美意識的分析與繼承，重視生活中的切身感受，尋求新造境的表現形式，使其花鳥畫作品呈現出可喜的新境界。
劉玉泉的花鳥畫有自己獨特的境界，我感受最深的便是生命的諧和。在他的畫中幾乎每一幅都有各種各樣的鳥安詳地棲息在花木之間，或低聲絮語，或歡歌鳴唱，或靜靜守候，仿佛在品味“此時無聲勝有聲”的詩情。那些植物，或枝、或藤、或花、或果，都是那么有秩序地生長著，或浸潤著露氣，或充滿著陽光，好像鳥兒們天然的家園。沒有凄風苦雨的悲鳴，沒有劫掠搶殺的拼斗，一切都是那么和諧地展示著生命的律動。這種諧和境界一再地在劉玉泉筆下出現，這是他性情自然而然的流露，也是他有意識追求的花鳥畫的新意象和新境界。他特別推崇“天人合一”的理念，認為“花鳥畫中一草一木、一花一葉、一鳥一蟲、一石一水都反映了宇宙生命、宇宙精神，與人類生命、人類精神的高度融合”。
劉玉泉為了更好地營造理想的精神境界，在結構上頗費經營。他喜歡在方幅的宣紙上營構自己的花鳥世界，畫得滿滿的、密密的，因茂密而溢出的生機，因滿密而充盈的飽和，因枝干走向畫外而產生的張力，都是與內美相聯系的形式，都在視覺上強化著他追求的生命諧和。他稱置陣布勢為“中國花鳥畫的美學格局定理”，并清晰地闡釋過徐渭、朱耷、吳昌碩、潘天壽的結構方式與藝術情思的關系，認為“不同的情思決定不同的韻勢，所謂取勢、寫勢、布勢，即是取情、寫情、布情”，但是他從未表現出徐渭那種狂放、朱耷那種奇絕，他就是他，他只忠實于自己對自然的感受，只忠實于自己的情境，就像他的人那樣胖胖的、厚墩墩的，是一位透著靈秀氣的北方漢子的藝術。
劉玉泉的筆墨也有自身的特點。他極重視“骨法用筆”即線條的表現力，又同時輔以墨韻，尤善于以濕墨沖溶墨線，以加強花木含煙帶雨的氣氛，使筆情墨趣成為造境中富有生命的語言。當然，他也時時變化自己的語匯，或潑墨與白描共一紙，或水墨與色彩相映襯，或強化裝飾的節律，或任性情隨機揮灑，在他那沉穩和諧的總體風神中又有因造境而生的變化機趣。也許在他的個性里，誠厚多于調皮、嚴謹多于率直，也許在他這個年紀更需要有意識地約制自己，目前的筆墨是稍嫌認真了些。這為他今后的瀟灑、放達和無法而法的升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不致流于空泛。
我讀過劉玉泉關于花鳥畫美學的論文，他對于中國畫精神，對于情感性、寫意性，對于造境的認識是頗為深刻的。可以說，他是一位理論思維非常清晰的畫家，如果把他對花鳥畫美學規律的剖析看作他追求的目標，他更是一位清醒的探索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