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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開朗基羅當時只有29歲，被人們視作天才。他出生在1475年，受訓于洛倫佐·梅第奇（Lorenzo de'Medici）創辦的位于佛羅倫薩一座花園中的雕塑學院。到1489年，他已經為羅馬的圣彼得教堂雕塑了《圣母悼子》（Pieta）。1504年5月，也就是列奧那多修改與佛羅倫薩最高行政議會的合同，把《安吉里之戰》完成日期推后的那一個月，米開朗基羅的雕像《大衛》被豎在了維吉奧宮外面的廣場上。不可思議地，列奧那多有了一個對手。
瓦薩里說得很明白，這是一次競賽。他強調米開朗基羅是受聘來“與列奧那多比賽”的。競爭帶來了偏執和憎恨。米開朗基羅看不起列奧那多——按瓦薩里的說法，他一點也不掩飾對列奧那多的厭惡，以至后者為了避開他而去了法國。另一方面，列奧那多也在自己的筆記本里對米開朗基羅畫作的“笨拙”水平進行了惡毒的評論。
于是人們不禁會想，1502年當選佛羅倫薩共和國終身執政官——類似于威尼斯的共和國總督——的皮耶羅·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叫列奧那多和米開朗基羅在同一堵墻上繪畫時心里存著惡作劇的念頭。然而，維吉奧宮中發生的事情變得十分神秘并與兩位大師自身密切相關，其程度超過了所有人的預料。
這件事的利害關涉遠遠不止于藝術競賽。1494年梅第奇家族被驅逐之后，佛羅倫薩共和國得以重建，而市政會議大廳是共和國一種新的、更加平民主義的觀念的集中體現。佛羅倫薩共和國再生之日是該市激情洋溢地重新發現自我的歷史時刻。在之前一個世紀的時間里，佛羅倫薩市變得更像是一個傳統的小封邑，現在它又再次確立了共和國政體。才識卓絕之士全心投入了重建共和國的斗爭——皮耶羅·索德里尼的親密盟友之一即是馬基雅維利。歷史學家們一直相信，馬基雅維利在委任列奧那多裝飾市政會議大廳一事中發揮了某種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列奧那多和米開朗基羅都對自己的城市燃起了新的希望。他們都曾在遠離佛羅倫薩的地方工作，在米蘭、在羅馬，而現在他們回來了。他們是共和黨人嗎？米開朗基羅創造了共和國政治藝術中最具吸引力的作品，雄姿英發、充滿活力、警醒、頭腦清晰的英雄氣質的一個有力象征：以弱敵強的英雄大衛象征著對抗暴政的佛羅倫薩。
同其他人一樣，列奧那多和米開朗基羅清楚地知道佛羅倫薩市的自由寶貴和脆弱。佛羅倫薩市完全有理由期待他們創作出愛國主義的杰作，而競爭會給他們以激勵。這的確刺激了他們——不過是朝著奇怪、隱秘和悲觀的方向。他們筆下的戰爭形象不是輝煌盛大的展示騎士精神的慶典，相反是難以捉摸和令人不安的。
列奧那多所畫的人物和馬匹的草圖保存了下來；還有一幅畫面中心場景的摹本，是魯本斯根據一個更早的摹本（指Lorenzo zacchia作于1558年的版畫——譯者）繪制的，名為《奪旗之戰》（The Battle of the Standard）。至于米開朗基羅的作品，可供參考的主要是巴斯提亞諾·達·桑加羅（Bastiano da Sangallo）所作的《卡辛那之戰》摹本。即使是在這些零散的材料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為什么當時的人會把《安吉里之戰》和《卡辛那之戰》看作是他們時代的重要作品——以及它們的影子為什么會一再出現在此后的戰爭題材繪畫中。
盡管列奧那多和米開朗基羅年齡不同，風格迥異——列奧那多風格柔軟朦朧，米開朗基羅則雄壯肯定——并且互有敵意，但他們有一點是共同的：做事情有始無終。在列奧那多接受委任時，所有人都已經知道他的這個特點；人們不知道的是米開朗基羅也將變得拖拖拉拉且難以相處。實際上，流產的《卡辛那之戰》標志著米開朗基羅“不完成”工作方式的開始，這種工作方式伴隨著他的余生。人們甚至不妨猜測他是從列奧那多那里學來了這種壞習慣。
西斯庭祭壇壁畫《最后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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