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南方的消費者就是喜歡‘廣交會’式的氛圍，我認為沒什么不好。巴塞爾和香港的例子恰恰說明，比市場環境更能夠決定藝博會成敗的，是城市本身的氣質。”趙力說。
2010年10月底，英國Frieze藝術博覽會閉幕了。無論參展規模還是觀眾數量，都創造了該藝博會的新歷史。對于12月在廣州舉行的藝博會來說，這究竟是個好消息，還是個壞消息?
暗淡的2010
西方媒體相信，“有點擠”的Frieze昭示了當代藝術品市場正在回暖。這次他們終于敢這么說了。6月的巴塞爾藝博會，也曾經人頭攢動，捷報頻傳，銷售額甚至超過了四五年前市場最瘋狂的時期，然而，那時候媒體只是謹慎地表示“奇跡再現了”。因為大家都明白：這就是巴塞爾，一貫如此。
總的來說，上半年全球對待藝術品市場的態度都很保守。春季的“藝術北京”，干脆以“亞洲當代藝術市場能否走出危機”為題，拉開藝術經濟論壇的帷幕。參展畫廊尚未進入角色就已經在心里埋下了一顆種子——金融危機還沒有走遠，不要對成交量抱太大希望。結果不出所料，大部分畫廊的銷售成績與往年不相上下。盡管有90%左右的展商售出作品，但大部分賣出的只是尺幅較小、價格偏低或適中的類型，沒有驚喜。
5月的香港國際藝術展如今看來確實有“巴塞爾”的影子，不僅成長迅速，更神似的是效應獨立，不可復制。今年，他們的各項數據讓藝術界振奮，不少人因此認為中國藝術市場率先回春了。可惜，事實證明香港的星星之火并沒有在內地形成燎原之勢，相反，對同樣號稱是亞洲金融商業中心的上海，形成了明顯的沖擊。
與同期舉辦的韓國藝博會相比，隨后的“上海當代”(上海藝術博覽會國際當代藝術展)銷售成績并不理想，甚至可以說讓人失望。從心理層面而言，這一結果與香港國際藝術展多少有些關系。內地的藝術圈好不容易在北京統一了一顆“平常心”，卻因香港的勃勃生機有了漣漪，有了對比，繼而有了落差。
當然，客觀上“上海當代”也存在硬傷。外國畫廊雖占到1/3，但亞洲以外地區的畫廊僅十幾家，美國與英國這兩大當代藝術中心的畫廊無一到場。即便是參展的外國畫廊，多數也選擇了國內藝術家的作品。“這屆和前兩屆差不多”，一位定居在上海的匈牙利藝術家表示，好幾家畫廊的作品他之前就見過，從突破性而言這屆并無出彩之處。
出于自我安慰，分析人士又撿起了“后金融危機”理論，認為“世博會”之所以沒有如“奧運會”一般，對國內藝術市場起到拉動作用，仍然與全球當代藝術品市場的現狀分不開。藝術市場的復蘇往往處于經濟復蘇的最后一個環節，如今時機未到。
在這一輿論下，今年廣州藝博會也識時務地打出了“歡迎智慧買家”的口號，不難看出他們對銷售結果已經做了不樂觀的預計。
城市氣質決定銷售策略
“其實，廣州完全沒必要過分擔心。”中國藝術市場分析研究中心總監趙力分析，廣州藝博會一直以來均以嶺南派作品和經典藝術品為主，珠三角、港澳臺、東南亞的收藏家是其主要消費人群。這些人性格務實，審美情趣趨于傳統，較早形成了藝術品消費習慣，所以，這么多年來廣州藝博會的聲勢雖比不上北京、上海，銷售額卻始終比較穩定。藝博會的本質就是一個交易平臺，一切都應該圍繞銷售額服務。“如果南方的消費者就是喜歡‘廣交會’式的氛圍，我認為沒什么不好。巴塞爾和香港的例子恰恰說明，比市場環境更能夠決定藝博會成敗的是城市本身的氣質。”
在業內人士看來，一個成功的博覽會所依托的城市應當是藝術交流中心與藝術交易中心的結合體。否則至少也應占據一條：要么是歷史文化悠久，像巴塞爾;要么是配套基礎好，像馬德里。可惜，目前國內各大城市均不同時具備以上兩點，只能退而求其次。
不是競爭是競走
北京現階段的條件，適合扮演亞洲藝術交流中心的角色。“一個藝術交流中心，要有10至20家一流的院校，要有一批一流的藝術家、一流的畫廊，要有不止一個一流的藝術媒體和網站。相對國內其他城市，北京在這些方面有一定的基礎，更為接近、更有希望。”趙力認為。這一角色決定了北京的藝博會必然體量比較大、內容比較完整。不管主辦方的主觀愿望如何，他們必然被視為代表中國，甚至代表亞洲。
“中藝博”號稱是國際性的，往年國外的畫廊占大部分，但是今年國外畫廊明顯地萎縮了，還有一些很新很小、連名字都沒有聽說過的國內畫廊參加。而“藝術北京”一開始就立足本土，打亞洲概念。除了畫廊展，又衍生出攝影展、藝術家影院、藝術品設計商店、藝術書屋、時尚北京等新項目。就定位而言，后者更理性也更討好。
與北京正好相反的另一種角色就是香港。客觀上香港已經是自由貿易區，在稅收上，他們擁有靈活的政策。比如，大畫廊在這一區域進行藝術品交易，只需交很少的營業稅，其他所得稅是免除的。不像在北京、上海等地要交超過30%的稅，這是一個經濟學上的問題，卻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香港的另一個高招是整合收藏家資源，這同樣與這座城市一貫的專業服務息息相關。每年，香港的蘇富比和佳士得拍賣都會吸引大批重要的收藏家到場，藝博會選在同一時期舉行，是既省心又聰明的策略。“他們在宣傳方面做得很到位，VIP卡發得多，收藏家就會帶自己的朋友一起來，人潮就多了，就帶來了錢潮。”臺灣畫廊協會顧問陸潔民說。展會是香港重要的經濟支柱之一，他們在這方面的經驗和水準可以輕松、快捷地復制到任何領域。
上海，是一座從來不缺乏舶來品，也最容易接受、最熱愛舶來品的城市。2007年，“上海當代”第一次在國內亮相，憑借國際展會巨頭意大利博洛尼亞會展集團的背景，以及藝博會超人洛倫佐·魯道夫的赫赫之名，立刻引發了一場有關京滬展會之爭的議論。
遺憾的是，從誕生之日起“上海當代”就陷入了人事風波，然而無論怎么變，話事的都是洋面孔。2008年，瑞士籍合伙人皮埃爾·于貝爾退出，外界熱切的關注旋即轉為擔憂;2009年，曾經當過樂隊主唱的中英混血兒秦思源“臨危受命”。他說：“只擁有國際化背景，并不了解中國藝術市場，這樣的藝術總監對‘上海當代’的長期發展不見得有好處，”他認為自己可以充當一座橋梁，“讓中西方的藝術思想進行溝通。”無奈話音剛落，2010年，意大利人馬西莫·托里賈尼被任命為新一屆的藝術總監，這次又回歸了一個“純種”。意大利人的回歸，迅速否定了此前秦思源積極賦予“上海當代”的學術性、教育性功能。他認為，博覽會就應該是一個交易平臺，為交易服務，服務好交易，僅此而已。
“如何被落戶的城市消化，是‘上海當代’和其他舶來品同樣面臨的問題，這個問題顯然不是換人就可以解決的。”陸潔民說。
在西方專家的觀點里，藝博會的品牌，不單是由不同的收藏家群體和不同的藝術品類別構成的，更重要的是城市。中國的幾大藝博會，本身就不應該是競爭關系，而應該是競走關系，各走各的。只有首先想明白城市的氣質，才能讓藝博會有自己的氣質，才談得上有競爭力和發展前途的銷售數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