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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Heinz-Norbert Jocks
本文發表于《藝術時代》第22期
記者：希克先生，您在中國藝術界就像是一個明星。在我們開始這個話題之前，我很想知道，你剛到達那兒的那段日子是怎樣的。
烏利·希克：這純粹是一個巧合，我在1979年剛剛開放初期前往北京。在那之前，我和你一樣是一名記者，為Ressort Wirschaft工作。我總有這樣的感覺，盡管我道出了事情如何，應該做什么，并且圍繞其進行評論，但我實際上什么都做不了。因為我想自己動手做些實實在在的事情，所以我去了辛德勒公司。一個中國代表團給我們帶來了向中國進軍的想法。這是一次充滿誘惑的冒險。在八十年代左右，幾乎沒人敢冒風險去那兒投資。沒有人提供最新的技術，中國人急需一個范例和有意愿的西方投資者。曾是記者的我敏銳的察覺到了其中的潛力。但這也意味著，所有事情我都要與中國一起協商和籌備。因為對這個國度一無所知，我從香港過境，希望能夠從那些中國通處了解到那兒的人如何做生意。但我很快發現，他們所給出的建議都已經過時了。鄧小平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無論西方人還是中國人，都得從頭開始。
當時在中國還沒有人知道應該如何建立一個有外資的企業。誰來做決定？是否有董事會或者股東大會？決策如何落實？如何核算盈利和上稅？所有在我們的法律中已規定的事項，對中國人而言都是全新且需要進行協商的。盡管對中國一無所知，我們最終也并未如以前所擔憂的遇到大的阻礙。這個合資企業最終成為了中國與西方合作的基本模式。這個試點企業對西方而言也是一個全新的事物，所以要將這個概念推廣出去，也是相當的困難。當時的中國還是計劃經濟體制，不可避免的遇到很棘手的問題，如何讓市場經濟的合資企業成功的適應計劃經濟，以及如何確保在中國投資的安全。當時有一種不安全感，擔心是否發展的車輪明天就又倒了回去，對中國人也持保留態度，擔心他們是否會吸收了這些技術然后作為己用。形勢顯得不可預見。
當然，到了今天，最初那些巨大的懷疑都已經被忘記了：如今約有60萬家已注冊的有外國投資的企業。當初沒有人能夠預料到，中國會以驚人的增長速度向大國發展，我也一樣。但我清楚的知道，這必將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我們將會談到的當代藝術也一樣，無法詳述，但我預見到它的發展也將具有重大意義。關于這點，今天已不再有任何疑問。
記者：當時北京的生活是怎樣的？您與中國人之間有聯系么？或者與他們之間有建立友誼么？
希克：是的，相當多，因為我有兩千名同事。我當大使以后最大的收獲，就是深入到基層去，同時也探訪到了低收入群體，藝術家，以及生活的各種陰影面。藝術家們很樂于進行交流，因為他們對西方的藝術產業，對藝術品商人和收藏家所做的一切一無所知。他們不認識任何可進行咨詢的藝術品商人。后來外國人來來往往，說他們正為籌備中的歐洲展覽尋找作品，而藝術品商人則許諾了一堆空頭支票，未支付任何報酬，或者保留了這些作品不再送回。對很多人而言，我成了這類事情的唯一交談者。
記者：如你所提到的，在最初的階段，盡可能的交流都異常困難。
希克：是的，一直都小心謹慎。最開始我只能看到一些允許展示給我的與工作相關的現實片斷。但這些遠遠不能滿足我。除了工作，我還希望能夠有別的途徑來了解這個我工作的國度，中國當代藝術就是這樣一個途徑
記者：為什么？
希克：因為如果成長在普通平民家庭，瑞士藝術家，如19世紀的Albert Anker，也會將其生活反映在畫中。我以前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并且對此不感興趣。直到大學以后，我通過一位朋友接觸到當代藝術，和他的討論中感受到現代藝術帶給我的強烈沖擊。我想，這門新藝術是如此的有血有肉。然后我進一步的深入了解，當然我也同樣尊重傳統藝術。
記者：中國藝術和西方藝術有何不同之處？
希克：不同之處在于，既沒有一個藝術經營體系，也沒有當代藝術的藝術品商人或博物館。1979年曾第一次短暫的出現了“星星畫會”的公開展覽，警惕的政府當局也到了現場。那之后，當代實驗藝術就轉入地下了。
記者：你和這些藝術家有過直接接觸聯系么？
希克：我是通過中間人獲得了關于這些藝術家的照片材料。此外，我還與一對夫妻成為了朋友，Jerome和Joan Lebold Cohen。他是一名律師，有大學和政府關系，被視為在中國最知名的美國律師。他的夫人是一名藝術批評家，當然也許沒有達到西方的評論高度，但據我所知她是第一名來自西方并系統研究了第一代中國藝術家作品的人。因為進行學術研究和承擔官方任務，她同時也關注官方藝術家。她可以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拜訪任何想拜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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