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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躍進先生正與學生商討論文
到了最后的時刻，總是不能不從最開始的時候想起。
我所能記得和老師第一次的會面是在2004年的夏天，學期的最后，老師剛從新疆支教回來，給我們這班一年級的學生上藝術概論中國部分的內容，經歷了之前將近一年的晦澀理論課，再加上要臨近放假，來上課的同學并不是很多，老師有些生氣，但是他只用帶著湖南口音的普通話說了一句“這部分內容(中國古代藝術理論)還是比較重要的”，當時我沒有理解老師的意思。后來想想這是老師對學生樸素的期望，他不希望我們在懵懂的時候錯過了解知識的機會，話語中流露出惋惜。
后來二、三年級的“美學史”和“美術理論與批評”依舊晦澀，難于理解，但卻讓我們看到了邏輯思維和推理的基本方法，由理解理論家的思想的內容，到分析思想的緣起、方式和目的，接著能夠描述一般的理論問題、闡述理論問題的基本脈絡。雖然，在當時我并沒能掌握這些，但是這卻對今后知識的學習和積累產生了難以度量的作用。
作為美學史課的一部分——“討論課”是我在大學中第一次嘗試討論學術問題，我們分成若干個組，每個組選擇一個美學家或美學流派來介紹給其他同學，每個小組在發言之后需要接受其他組同學的提問。當時我們組選擇的是阿多諾，許多同學都來提問(最踴躍的是劉軍)，他問我答，亂作一團。
最后老師提出一個問題，問：阿多諾理論的核心的否定辯證法與黑格爾那樣的傳統辯證法有何不同，我沒能回答出來。老師說：“傳統辯證法包含肯定的內容，即否定之中包含著肯定的內容，否定之否定之后有一個肯定，而阿多諾則是認為否定之后不會達到肯定，即不會循環，要一直否定下去。”
我之所以對這次課記憶深刻，是我驚訝在我做了大量功課之后我依然沒有達到基本要求，而其原因則是我根本不知道原來理解的深度需要達到這樣一個程度。在三年之后老師的“視覺文化研究”課上，我選了福柯的《知識考古學》作為演講的對象，這次老師是微笑的。
此時，我已在讀研究生，有了和老師更多的學習機會，多數時候是在他的辦公室——美院北區14號樓二層的一間屋子。一進門一排書架把屋子分成里外兩個部分。外邊有兩張長方形的桌子拼在一起，周圍有六七把椅子，這是給研究生上討論課的地方。里邊靠窗的桌子上放著電腦，旁邊是一個雙人深紅色沙發，屋子四周盡是書架。窗外一年四季景色不壞，能看到斜對面紫藤架和很多常隨風搖曳的樹枝。
每次進到辦公室老師總是習慣的放下包，取出電腦或手寫板(老師不會用鍵盤打字。之前數十萬言的《新中國美術史》是老師口述由打字員打出的，其中之難易可想而知)，然后隨手把水壺遞給我說：“弄點茶喝啊……”，當然很多時候更隨手點上一支煙，同時也遞給我一支，必定要說：“抽一支，抽一支，好煙……”。老師的茶都是很好的，煙更好，老師不挑茶，挑煙，無論什么茶都只用紙杯泡之，而煙則基本上是在軟藍芙蓉王、中華的品級以上。
在這間屋子中，老師和我們第一次的會面的內容是布置研究計劃，當天參加的出我之外還有劉晉晉、李莎，所布置的內容我和李莎是閱讀民國和新中國的歷史書，主要以劍橋那套為主，劉晉晉的是西方哲學史。并說好爭取每兩周一次討論各人讀書的內容。這是我四年研究生(由于我延期畢業所以有幸跟隨老師多學習一年)與老師一同參與的最多的事情。
這時候我們對于學術工作已經有了一些認識，討論中老師基本讓我們先說完，然后說一句“進度有點慢啊”，“還是用了些心思的”……什么的，便緊接著就具體的問題表達他的看法和意見，有時候直接指出了我們的錯誤，有時候是表達他對某些問題的質疑，這時候討論也時常形成了，老師從未以霸權的方式主導這個討論，討論的結果往往是開放的。
當然這時候我們也開始上老師的一門課“視覺文化理論研究”課程的主要內容是介紹結構主義語言學、西方馬克思主義、英國的文化研究、后殖民主義、闡釋學、接受理論、女性主義等方法對于以視覺文化為對象的研究和理論成果，據我所知，在史論系開設這樣的課程老師是先行者。
由此更使我參與到了一項具體的學術寫作工作中，即現在以圣維克多山作為封面的《藝術導論》。參與的人還有我的師兄鄒建林、吳雪山、段澤林、蔣文博、劉晉晉。這本書以老師歷年的講課錄音為基礎，由于時間的緊迫，分別由我們幾個人將所需要的內容加以豐富，完整，梳理語言，配上合適的圖片，所有的文字最后都由老師加以審定，并最終敲定。在這個過程中老師一直在說：“還很不完善，兩年之后一定要再版修訂”，但是還是有了一些突破，加入了一些比較新的，相對處于理論前沿，大家討論比較多的東西，比如如何認識理解“當代藝術”的問題，其中涉及到了對挪用、拼貼等概念和方式的介紹，這在之前的藝術理論教材中是沒有的，如果不僅僅把藝術視作審美的、繪畫的，這本《藝術導論》應當是具有開創性的。
今天人們都知道老師是有名的美術批評家，但實際上老師的精力是集中在美術理論特別是視覺文化理論上的，批評和新中國美術史的研究更多的是他理論思索的實踐。
老師曾對我說過：“我們研究新中國時代的美術，更多是要將它視作整個時代文化的視覺樣式和表征，目的還是要問它為什么會是這樣?這樣怎么樣?而不是看那件作品畫的好，技術更成熟、完善”。老師原本在大學時代學習繪畫，但他卻并不狹隘的僅僅關心繪畫自身，其中緣由恐怕很難說清楚。
有此，在新中國美術的研究中，按老師自己的話說他始終想站在一個中立的立場，來介紹這段價值判斷橫行的歷史。也正因為這樣，文革美術不僅僅是極左思想的產物，其中也表達出了許多大眾的、普及性的、中國性的藝術方式，而這無論是否應當“被打到”，都應當得到客觀的呈現;同樣在85之后的內容中，不僅有關于新潮美術的內容，同樣也有官方藝術的一席之地。
在老師看來，存在的、產生影響的、哪怕是被嗤之以鼻的，都應當因為它在歷史當中曾留下過一道痕跡，而應當被人們所了解，而闡釋它們則是史家的責任。
老師不是一個驚天動地的人，他以最真誠、淳樸的感情面對所有的人。在他的為人中，在他的課堂上，在他的著作中，無處不顯現出熠熠的光芒，溫暖著我們，這也就不能不讓人們對他抱有著非常的尊敬。
他留給我們很多。當我們徘徊在在自己的書架、圖書館中，當我們匆匆的走過14號樓的門廳，站在元旦晚會的舞臺上，當我們坐在五號樓的大階梯教室中，翻開自己論文的參考書目，他就留在那里，點上一支煙，泡上一杯茶，和我們說著湖南的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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