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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其
我出生在上海，旅居北京十三年，連續居住過一年以上的城市只有上海和北京。我的人生足跡幾乎是在這兩個中國最大的城市中轉。北京的文化精英鮮有我這般綁定兩大都市的人生，我身邊的大部分人甚至都來自邊遠地區，上海出身在大家眼中似乎是一件上帝安排的中彩事件。
很多他省精英確實不容易，先得從鄉鎮殺到縣城，再由縣城殺到省城，從省城再殺到京城，直至從京城殺向紐約巴黎。理論上，出身于上海的文藝青年只要在本城出名就算走向全國了。但問題是在上海根本出不了名，上海的文藝青年在全國出名是不算數的，家鄉父老根本不在乎，只有在國際上得了諾貝爾獎或奧斯卡獎，家鄉的官員和市民才會為之震倒。
藝術圈朋友不知是出于調侃或羨慕，說你出生在上海就是好啊。我后來想上海出身好在哪里？我乃上海工人階層子弟之后，青少年時期正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同邊緣地區的孩子一樣居住簡陋、性壓抑、物質匱乏，人生被戶口和畢業分配控制。那個年代比邊遠地區的孩子優越之處，無非兩條：第一，在民國文化被屏蔽的年代能接觸民國遺風，跑到南京路、外灘直觀民國建筑，或者從外婆、爺爺和鄰居大伯身上感受到民國氣息；第二，我等工人子弟缺乏親人或名師在文化上的言傳身教，但上海的福州路等書店街無異于一個可以無師自通的第二課堂，我的文學啟蒙是從文廟書攤、福州路書店起步的。
除上述兩條，上海的文藝青年也沒有什么更優越的成長條件了。后來成為京漂，作為上海人在北京，做一個上海人并不占什么便宜。主要現象舉數例如下：
一，上海人在外得不到老鄉幫助。京城是五湖四海精英薈萃之地，政界、經濟界、文藝界等都有來自各地的人，老鄉網絡自成一個天然的派系，所謂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只要是老鄉加上彼此仰慕才華，在京的各省老鄉遇事一般都會相互扶持，但唯獨在京城的上海人是彼此老死不相來往。在京城，我時常參加一些飯局，來自各省的官員招待本地才子，或者在京城相互扶助，讓我羨慕不已。
二，上海人在京出名家鄉不在乎。每個省的人在京城小有名氣，回家鄉即會受到禮遇或者重用，我身邊不少藝術家剛到京混得豬狗不如，參加幾個展覽或者被書本雜志介紹后，他突然回家受到縣政協主席接待，或者家鄉以他為學術帶頭人，為其配備更多的資本或行政資源助其事業更上一層樓。來自家鄉的后援，對一個在外的上海人想都不要想的。上海是這樣一個城市——自己做不到但對別人要求很高，本城的文藝青年不達到世界級名聲，就覺得你沒什么了不起。
三，上海人在京辦事業或開公司，得不到家鄉的人力資源。一般說，外省人在京辦事業或開公司占有一個家鄉的人力資源優勢，比如某縣城或地級市的精英在京辦了一個公司，他可以讓老鄉來京當下手，公司的司機、財務、秘書、門衛都是老家的，大家組成一個打拼團隊，自覺聽從那個先在京城混出來的人指揮。在中國這樣一個市場文化混亂的年代，家鄉文化還是重要的，一來有足夠的鄉情和忠誠作為公司文化，二來邊遠地區的老鄉對經濟收入要求不高，也減輕了工資成本。但這兩條對上海人是做不到的，上海人跑到外地幫老鄉，首先工資要求高，其次他會認為自己出來幫朋友，是在給對方面子，而不是對方給自己機會。
另外，上海的知識分子、大學教師和文化精英在本地的社會地位，實際上沒有京城甚至邊遠地區的高。在京城，知識分子和精英做不成高層幕僚或官員，可以當全國的意見領袖或業界的民間領袖，所以社會地位始終很高；其他省的精英雖少，但當地的黨政和資本階層都很重視精英，看似那兒很艱苦，但由于精英群體擁有向其集中的行政和經濟資源，所以在發展條件上并不差。相對而言，上海的大學老師和文化精英在全國省城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是較低的。這可能出乎很多上海人的意外，但卻是近些年上海精英文化下滑的主要原因。
上述事例，也許上海人可以找出很多理由不屑一顧，比如在北京出名有啥了不起，又不是在紐約出名，啥人要到外地開公司，在外地上海人不跟上海人來往說明有獨立人格，等等。不可否認的是，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上海人在經濟、文藝等領域的影響逐漸從全國萎縮，跟這種自視甚高的市民文化有內在關系。
任何一個城市的崛起，都要建立在一種能帶來人脈支援的鄉情文化基礎上的，各省人士在京城及在中國的后來居上所借助的文化模式，某種意義上跟上海當年民國時代的崛起很像，但上海人恰恰丟棄了促使早年繁榮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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