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庫藝術社區
什么是藝術區
“藝術區的形成往往跟具體的人有關系，不同的人會形成不同狀態的藝術聚集區，而且每一個時代都會有所不同。”藝術家葉永青說道。
在午后陽光的照耀下，麗江的冬天顯得溫暖愜意，作為 “第二屆麗江COART亞洲青年藝術現場”的藝術顧問，剛剛得閑的葉永青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二十幾年來，這位人稱“葉帥”的著名藝術家，從創辦中國最早的藝術自營空間“上河會館”到開創昆明乃至全國第一個藝術區——創庫藝術社區(又稱上河車間)，他的人生閱歷和藝術經歷就像是一部中國當代藝術發展史，而他對藝術區概念的理解和貢獻，也成為很多藝術區開發者們最好的參照。
在中國，藝術家群落或稱藝術聚落，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就已經出現，北京的圓明園畫家村、藝術東村，都是中國最早的藝術家聚集區。在那個藝術的理想主義時代，藝術聚落以藝術村的形式，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獨立藝術家、職業藝術家。一些當時被稱為“盲流”藝術家和有著文化理想和現實困境的年輕人，流浪到此，聚集到一起，形成了一個地方的文化聚集。
“這樣的地方其實幾乎沒有公共性，就是藝術家一個因為生存需要所形成的社區，基本上是一種生產和生活在一起的空間。但是生活質量是非常低的，基本是掙扎在生存線上的聚集區。”葉永青評價當時的情形時說。
葉永青把藝術區定義為跟城市有關，跟日常生活有關的藝術聚集區。他認為，藝術區最大特點是具有一定的公共性，這種公共性很大程度上體現在藝術區會延長城市或者社區的開放時間。“藝術區一般有一種公眾可以參與的模式，除了藝術家個人的工作室以外，一般會有一些機構和文化的設施，同時也會提供跟藝術和創意有關的、和商業消費有關的場所，這些場所就延長了這個社區甚至這個城市的營業時間，甚至提供了這個時間某種和以往的夜生活所不同的夜間生活。”
1990年代以后，上海蘇州河也逐漸形成了以藝術家和設計師工作室聚集為特征的藝術區。盡管，當時的蘇州河“藝術倉庫區”被稱為“中國的左岸”，但在葉永青看來，缺乏公共藝術設施、藝術機構以及藝術推廣活動這些軟硬件條件，這樣的藝術聚落并不能稱為藝術區，而只能是一個藝術村。“藝術村的價值十分有限。藝術村的資源和價值都是有邊界的，或者是有局限性的，不會永遠生效。”
當年打造昆明的創庫“上河車間”的時候，葉永青就已經意識到，藝術區應當有獨特的社會功用。“全世界的藝術區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除了藝術家有自己活動和就業的空間，也有為這個城市提供一些文化活動和公共場所的功能。”
讓藝術回到生活
“藝術家是藝術區的魂。”葉永青說，“但是藝術家是有缺陷的，因為每個藝術家都是一個個體，藝術家除了創作的作品被展示的時候，是沒有公共性可言的，藝術家只管自己的事情。”
1997年，葉永青來到昆明開始籌備上河會館。這個中國最早的藝術家自營空間和此后的創庫“上河車間”，為昆明這座文化相對欠發達的城市，創造了第一個向社會開放的當代藝術區域。然而，2004年，隨著他的離開，創庫的藝術家也漸漸結束了聚集。
如今，中國的藝術區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打造規模化的藝術區、創意產業園區已經蔚然成風。但在葉永青看來，當年昆明的創庫仍然是最成功的藝術區。“雖然現在顯得沒有那么喧嘩，但是我覺得它還有一點本質的東西沒有變，那就是藝術家還是用他們喜歡的方式過日子。”他說，“雖然這些藝術的東西沒有那么強烈，沒有那么奪目。生活在昆明的人還是可以去那兒打牌、喝茶，在茶余飯后，感覺到這個地方好像跟藝術有關系。藝術回到了生活，這就是最大的成功，這才是藝術區的本質。”
“創庫為我們提供了關于城市生活方式多樣性的一種可能。”管郁達說，“藝術在昆明、大理、麗江這樣的地方，有一種自由生長的、與生活方式相關的形式。在這里，生活方式就是藝術方式。”在他看來，相比北京、上海的藝術家，云南的藝術家聚集往往是因為生活方式的選擇。“這種帶有某種地方性、多元性的文化特點的生活選擇，也造成了后來創庫的衰落。”
趣味共同體
因為藝術理想、創作需要聚集在一起的藝術家，被葉永青稱為“趣味共同體”。藝術家憑一種共同的興趣和交流的需要，聚攏到一起，形成了藝術聚集區。如今，在云南的大理、麗江等一些地方，從事美術、音樂、詩歌等藝術創作的藝術家們聚在一起，為一個個古村落增添了許多異域的、多元的文化氣質。
“大理、麗江有一些類似波希米亞式的、烏托邦式的藝術聚落、小團隊，有點兒像六十年代在美國舊金山、洛杉磯等地出現的藝術小團隊，他們的身份混雜，藝術創作也很多元。”批評家、策展人管郁達告訴記者，“但他們互相之間不是因為利益被勾連起來的，也沒有一個很深的結構關系，就是因為喜歡這樣的地方，這個地方有一種他們認同的氛圍。”與北京、上海等藝術中心地區不同，云南藝術家的聚集，往往并不帶有太多的現實生存考量，他們并不愿意將自己納入到某種制度和系統的環節中，在與外界保持良好的溝通和交流的同時，保持著獨特的自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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