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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念堂、王明明、王衛明簡介
王念堂是北京畫院院長、北京美協主席王明明之父，他十五歲只身從山東蓬萊老家闖關東，在丹東做過學徒也當過賬房主管。1948年春，剛過而立之年的他來到北平（今北京），曾擔任造紙廠總經理，公私合營后又被下放到車間勞動，“文革”時也未能幸免牽連，被抄家、遭批判，直至改革開放，才得以落實。不管人生的道路多么曲折、艱辛，但先生一直都沒曾放下自己的文藝夢想，因生活所迫，雖不能從事藝術專業方面的工作，但幾十年來卻筆耕不輟，利用業余時間充實學養并堅持從事書法的研習與創作，把“筆墨紙硯”視為人生一樂，在他這里，書法創作是修身、養性、養生及書寫自己人生感悟的手段。因此，他的字里行間字體廋勁，豐筋神足，風骨盡顯，率真豁達間暗含著一股沉靜、堅韌之氣，是其個性的濃縮，也是其人生的寫照。現在，老先生已高壽九十六歲，伏案筆耕依然是他的日課。而在王念堂先生的眼里，孩子們的成才才是自己最大的成就，在他的精心培養之下，家里走出了王明明、王綠霞、王衛明等藝術名家。在先生對藝術有種強烈的意識：必須要立足于傳統，要著重培養孩子的品格、學養及藝術感覺，品格、學養是根本，感覺是前提。他還深知一個道理，就是學習藝術必須找大家，起點一定要高，第一口奶非常重要！于是他就帶著孩子到處尋訪名家大師，想方設法叩開多位名家之門，先后向吳作人、李苦禪、徐之謙、頓立夫、啟功、康殷等先生求教書藝，名家大師們的殷殷教誨不僅使孩子們受益匪淺、進步飛快，他自己的書藝也跟著不斷提升。
王明明從小便是遠近聞名的書畫神童，兒童時期他的作品屢屢參加各類國際書畫大展并數次獲獎。因受到良好的家學影響，又先后得到李苦禪、吳作人、蔣兆和、劉凌滄、盧沉、周思聰、姚有多諸先生的點撥，使他更明白為人為藝的道理，養成了謙遜、平和、含蓄、執著的個性，這其實也是中國傳統文人最可貴的品格，因此在藝術創作上，王明明始終能保持著一種樸素情懷。與父輩不同的是，他可以從事藝術專業工作，在創作上，其博綜邃于藝，人物、花鳥、山水、書法皆有所涉，亦都咸自成風，成為當代中國畫壇之大家。繪事之余，王明明一直沒有中斷對書法的研習，他深知書法于中國畫創作的重要性，認為書畫同源，線是畫之骨，如果書法不過關，線條必然立不起來，畫則癱軟無神。于是他臨碑讀帖，醉池數十載。今看其書，早已不是為畫而書了，已達到以書表情、獨立成藝的層面，其用筆勁厲、欹正互出，書風古意盈然、閑和平靜，一股撲面而來的文氣與靜氣，彰顯了其儒雅、練達、通透的境界與才情，于喧然鬧市中開辟了一片沉穩而又不失清靈的凈土。
王衛明為王明明小弟，他的藝術啟蒙階段和王明明的經歷有些類似，三、四歲時便開始跟哥哥姐姐們一起畫畫，畫得水墨畫概括大氣，寥寥幾筆便能畫出對象的神采來，作品也經常參加國外的兒童畫展亦多次獲獎。“文革”時期，因為無法畫畫，王念堂先生便讓孩子們在家里練習書法，王明明習楷書和隸書，王衛明初習楷書，不到一年，一天他偶然試了一篇隸書，被父親發現了他在隸書上的興趣與天賦，于是引導他往隸書方面發展。不想，他這一寫就是五十余年！其遍臨《曹全碑》、《禮器碑》、《史晨碑》、《乙瑛碑》、《張遷碑》、《華山廟碑》、《石門頌》、《西狹頌》、漢簡、《痤鶴銘》以及清代伊秉綬、近人王福庵等名帖墨跡。如果說剛開始時王衛明還是在完成父親、老師布置的任務的話，隨著逐步深入，他漸漸地品味出隸書的外在之美及內在之魅，寫字于他來說不再是“任務”了，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不自覺間進入到了一種非常輕松、自如的狀態，于是很早在書法方面便有了自家的面貌，成為當時最為年輕的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曾得到吳作人、啟功先生的贊許與肯定，并寄予厚望。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兩國文化亦慢慢交流了起來，王衛明以最為年輕的中國書法家身份多次參加“中日書法交流展”。通過對書法進一步的理解與認識，王衛明發現書法需要文化的滋養及書法以外的養分，而近現代以來，傳統文化的逐漸勢弱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書法創作，當下很多專業書法家缺少了前人所具有的人文底蘊，把書法變成專業，“專業”水平反而并沒有得到提高，失去了文化精神的供養以后，和前人差得越來越遠，作品太流于表面，只剩下了技法與形式。在這種情境下，王衛明主動地把自己的創作置身于文化的積淀之上，非常注重內修，放棄安閑、穩定的工作，繼續到中央美院學習及留學日本京都大學深造，攻讀下中國繪畫史及佛教繪畫史的博士學位，并有多種研究專著面世。學養的增高不但堅定了他的傳統信念，同時也進一步滋養了他的書法。與父輩、兄長一樣，王衛明對于名利看得非常淡，一直在完善自我。他不刻意去搞創新，不強調“表現”，而是自然地去流露本真。如此，他的“我”反而出來了，其書雋秀、純凈而內斂，甚至還顯露出一點簡淡與平凡，個性于此顯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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