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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范兒”的收藏家
雖然中國已經有一支龐大的收藏大軍，但在采訪這個行業的各色人物時，卻沒人說得出中國有誰能真正稱得上是“大收藏家”。
“傳統意義上的概念最低的標準就是一代人不賣，賣的話可能是下一代人的事情。現在很多所謂收藏家就是個商人，買來很快就賣了，這不能算收藏家。”馬未都說。包銘山認為，中國改革開放才30多年，富了也就最近十幾年，“再富20年、30年看看？”
上海長樂集團董事長李建忠是上海最早的一批收藏家。1980年代，他憑興趣開始收藏各種老物件。在他古色古香的1872會所(由其所收藏的清朝的一所徽派民居改造)，記者見到了第一代“愛迪生”老唱機，樣式古樸大方的第一代西門子冰箱，明代的石獅子。1990年代，他開始收藏字畫。“收藏實際上是很享受過程的。”李回憶說，拍賣前要參加預展，會約很多行家、朋友一起去看，大家一起交流字畫的背景、藝術家要表達的意思，然后判斷真偽。“到手也好，失去也好，都很享受的。因為你記憶里有這樣一段。到手的會自己慢慢把玩，不到手的會一直惦記著它。”
像李建忠這么有“古典范兒”的收藏，已很少見。現在他有不少身價不菲的朋友都在做收藏，“都是派手下的一個經理去參加拍賣，回來拿個清單看一眼是什么就收起來了。”這樣造成的結果是藏品品質很有問題，“東西是收了一屋子，就是用我的水準去看，覺得很多是有問題的。”
幾年前，李建忠就很少參加藝術品拍賣了。“1990年代很好的字畫也就幾十萬，現在動不動就是千萬，你還怎么買？”每一次社會財富結構的變化，以及藝術品價格的上漲，都會帶來參與人群結構的變化。
1990年代，活躍在中國收藏市場的，主要是港臺商人。“因為價格便宜，他們是一車一車地買。”董國強說，江浙一帶做實業的企業和很多做股票的人也是主要買家。亞洲金融危機的重創，使得一批海外買家銷聲匿跡。從1997年到2002年，藝術品市場基本處于停頓狀態，價格和每年成交額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但是這幾年買家的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內地的買家逐漸取代海外的買家，成為主力。”董國強說，很多房地產富豪都是那個時候進入市場的。“2003年‘非典’之后，藝術品價格突然爆發，與買家的結構變化有很大的關系。”
從2005年起，馬未都感覺到自己在拍賣市場已經“玩不轉、買不起了”。資本對于藝術品市場的影響在2009年形成一道不可逆轉的分水嶺。2009年保利春拍，劉益謙1.69億拍得的《十八應真圖卷》，直接把中國的藝術品市場帶進“億元”時代。高品質的收藏徹底地成為財富金字塔頂上的人才玩得起的游戲。“就像是鯊魚和鯨魚們在海面上把獵物分了，海鷗盤旋著下來揀點剩下的。”馬未都說，很多像他這樣的人都成了“海鷗”。
就像劉益謙制造的一個又一個億元天價一樣，他注定會成為這個行業最有標志性、最有爭議的人物。2011年齊白石的《松柏高立圖》帶來的巨大財富效應，讓劉成為藝術品投資的代表人物。“所有的人都只關注我賣出，不關注我還在買進。”劉說。就在賣出兩天之后，他花費8000多萬拍到陳逸飛的代表作《踱步》，此后又花費一億買入宋代一幅書法作品。劉益謙的解釋是，“今后的收藏會更傾向于古代和當代的作品。”
“現在很難用一個簡單的東西，來表達我是投資、投機還是收藏。”劉益謙說。他的這種狀態在做收藏的企業家中很有代表性。富裕起來之后裝點門面、投資投機獲利、主動喜歡或者后來忍不住喜歡，都是這些企業家做收藏的動機。“基本上我們這代企業家，在文化上都是缺失的。”劉益謙說。成長中經歷過“文革”，30年前從一窮二白開始起步，“這30年企業家的精力都放在企業的發展上面，說句不好聽的，主要在逐利。大部分人，包括我，都不知道逐利的目的在哪里。”
自從1994年參加了嘉德的第一次拍賣之后，劉益謙就和藝術品市場結下不解之緣。在這將近20年的時間里，劉益謙積累的藏品規模已經非常龐大，其中有多件國寶級的藝術珍品。僅2009、2010年，他在藝術品投資市場就砸下20億元資金：2009年投入近13億元，拍品囊括了拍賣成交額前十大藝術品中的四件，包括宋徽宗的《寫生珍禽圖》、吳彬的《十八應真圖卷》等珍貴的藝術品；2010年，在拍場投入近七億，其中以3.08億拍得王羲之的草書《平安帖》。劉益謙的夫人王薇是油畫市場最大的買家之一，曾有人戲稱，“一旦王薇停止購買，價格立刻就會下降。”
藝術品市場像劉益謙這樣的大買家，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上海民申企業集團董事長鄭見明是其中之一。他和劉益謙背景相似，以做股票起家，涉及很多投資領域。鄭為人低調，很少露面，主要委托上海天衡拍賣公司老板陳郁幫忙競拍。新疆廣匯集團也是大買家，主要收藏從1900年到1990年代的10位重要的近現代畫家的作品。但從2010年開始，劉益謙也感覺到市場里面“下手狠的越來越多”。
馬未都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乃至華人圈子里最一流的富豪都不做收藏，做收藏的都是二流的。”他講了1996年的一件往事：李嘉誠在馬未都的家里看中了一副明代的、用象牙做的象棋，市價四萬，馬未都主動打了六折，李嘉誠依舊砍價。“最后我說可以送給您，但是價格不能再低了。他才買走了。”另外一位華人首富郭臺銘，和李嘉誠一樣零零碎碎地買過一些藝術品。“臺灣的富豪圈子都笑他只忙著賺錢。”而首富頻出的互聯網新貴，幾乎沒人做收藏。“他們不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沒興趣。”而在國外，做收藏的都是一流的富豪。馬未都第一次在美國西雅圖博物館見到比爾·蓋茨的繼母時大吃一驚，“金發碧眼，一口流利的中文，70年代在臺灣學的中文，是中國陶瓷方面的專家。”西雅圖博物館因為比爾·蓋茨基金會的支持，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出色。
“公平講，這不能怪中國的企業家。”上海震旦博物館總經理賴任辰認為，這些國外企業家從小就看博物館、美術館長大的，本來就有這個素養。而且國外有很完整的藝術品交易機制，上中下游的機制也是完整的，得到的信息比較全面。“所以當一個有錢人要做這件事情，很快就有專家來協助他。”賴任辰說，在中國，“企業家就算要收藏其實也是很孤單的。”
事實上，企業家做收藏不但孤單，而且需要膽量。一般人根本不敢涉足，因為這是一個充滿欺詐、深不見底的市場，一張畫就能讓人傾家蕩產。但這又是一個“沒有騙子就不存在的市場”，且古今中外都如此。“北京有一些道貌岸然的人，弄個四合院，專門騙企業家。行話叫‘殺豬的’。”一位收藏界人士說。1990年代，新疆廣匯集團董事長孫廣信因為在假畫上吃過虧，才想到請業界知名的行家包銘山幫忙打理。劉益謙見過一些這樣的人，“他們也有錢，但就是要推薦你買假畫。為什么呢？就是一種騙人的成就感。”
“從這個角度看，有時候我反而佩服大陸的企業家，他們在這么短的時間里，愿意做這么大的投入，是很不容易的。”賴任辰說，對于大陸收藏界的問題，“其實某種程度上看是正常的，只不過他們速度太快了，很多東西根本來不及想。”震旦博物館由臺灣震旦集團董事長陳永泰開設，他是臺灣頂級收藏家，在玉器、佛像、陶俑的收藏上頗有建樹，曾兩度擔任臺灣頂級的藏家組織“清雅集”主席。成立于1992年的“清雅集”幾乎匯聚了臺灣收藏界的頂級藏家，這些人同時都是臺灣最大的企業集團領導人，據稱可抵“半個臺灣”。
“中國的大收藏家主要在港臺地區，尤其是臺灣地區，他們很有中國傳統文人收藏的風范。”董國強說，“臺灣馬志林收藏的瓷器、林百里收藏的字畫、曹興誠收藏的青銅器雜件，都是世界頂級的。像這樣的收藏家，臺灣至少有10個。”他舉例說明什么是“世界頂級”：“林百里收藏的古代書畫是什么樣的水平？除去臺灣故宮、北京故宮、上海博物館，全世界應該是不超過五家博物館能超過他。他收藏的張大千作品肯定是全世界第一，傅抱石也應該是數一數二的。”
徐其明認為，時間、機會決定了中國大收藏家可能很難做出來。“現在好一點的藝術品都要5000萬以上，機會已經越來越少了。”包括徐在內，目前已經成型的這些大陸藏家，都是從1990年代初就開始做收藏。臺灣的大收藏家們基本都是從1970年代開始收藏，“那時候他們都敢花500萬去買件東西。”賴任辰介紹，陳永泰的收藏已延續40年，現在偶爾參加拍賣都是查漏補缺，“沒有收藏家的藏品全是靠拍賣來的。都是細水長流、日積月累形成的。”
除了收藏規模，“臺灣收藏家對收藏的認識，對自己藏品的認識，甚至對美術史、藝術史的認識，都研究到一個非常高的程度，或者說他們自己就是專家。”董國強說，中國大陸雖然現在已有一些收藏規模和水準不錯的藏家，“但從這一點來講，大陸的藏家還很欠缺。”4月2日的蘇富比春拍上，北宋“汝窯天青釉葵花洗”以2.0786億港元成交，較拍賣前估值底價高逾三倍。徐其明看到這個新聞，立刻就知道這件珍品一定是港臺的藏家買了。大陸的瓷器藏家比較了解清三代的東西，港臺的藏家才肯出這么高的價格，“因為他們了解，他們有底氣。”
臺灣收藏家的風范也令徐其明印象深刻。“他們都是很低調、謙遜的人。”徐其明回憶起早年參與國際拍賣市場時與臺灣收藏家的一些往事，“如果他們手里有類似的東西，一般會讓著我。他們覺得大陸好不容易有個做收藏的。拍賣完了后會過來跟我握手，恭喜我。”徐其明和港臺的很多大收藏家后來都成了朋友，成為那個圈子里十分少見的大陸人。“我們現在的拍賣是劍拔弩張、你死我活，想的都是‘你資產比我少，憑什么跟我爭？’沒有想過這個藏品對我有多重要，會不會增光添彩？我們的心態跟港臺的收藏家完全不一樣。”
“如果硬要說兩岸收藏家為什么不一樣，我認為可能是時代背景的問題，不是人的問題。”賴任辰說。中國的傳統文化在臺灣是沒有斷層的。“所以臺灣的整個文化氛圍，是可以讓有心的企業家去理解這些文化的東西。”
但也有一些收藏注定只能在大陸，臺灣的收藏家永遠也做不到。1990年代，退出書畫收藏后的李建忠，因為生意中室內裝修業務常用到古代建筑構件，接觸了古民居。從那時起，他在江浙、安徽、山西等地一口氣買下200余套明清時期的古宅，所有的梁柱榫卯甚至磚頭瓦片都按編號整理，運回上海的倉庫。每套宅子都有厚厚的影像、文字資料。今年下半年，100多套經過清洗、修復、還原的老宅，將會以一種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上海浦西江邊，延綿2.5公里。它們與浦東洋氣十足的摩天大廈遙相呼應。
“那時，有錢的人家基本都把老房子拆了，住老房子的都是經濟條件比較差的，房子的環境都很糟糕。現在回頭看，我是搶救了一批中國古建筑。”對于無意間做成的這件事，李建忠很有成就感，“覺得自己這一生做了一件事。”從這些修復后的精美建筑里，你能看到一個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知道的、幾乎徹底消失的中國，那種濃烈的中國風格和氣息能觸動內心一種遙遠而親切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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