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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韓國的藝術市場當時處于“產銷兩旺”的情形：一方面韓國的藝術家因國家、大企業的大力贊助以及畫廊等藝術經營機構的推廣，而揚名國際，作品價格飛漲;另一方面，韓國藝術品市場還大量引入國際性的藝術資源，從而推動了其自身的國際化進程。
據阿拉里奧北京空間前總監金秀炫介紹，在韓國，藝術贊助主要包括官方和民間，韓國法律中有一個“特別法”，政府部門中有一個文化藝術委員會，支持韓國藝術在海外的推廣，這在整個贊助中比例比較小;另一個是民間或企業贊助，這是藝術贊助的主要來源，像首爾藝術委員會等，不僅僅贊助當代藝術，在韓國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三星集團。
也就是說，韓國企業的經營直接直接影響著藝術贊助的數額，進而影響到韓國藝術機構和市場的表現。
現在韓系畫廊經歷了集體退市，金秀炫在分析阿拉里奧總部關閉北京分支的原因時表示，由于世界經濟在經濟危機后復蘇緩慢，“阿拉里奧四家分店累計的虧損偏大”。
據韓國銀行(央行)的資料顯示，2008-2011年，韓國年均經濟增長率僅為3.1%，為上世紀60年代以來最低記錄。韓政府雖然出臺了各種扶持政策，但今年韓國的經濟增長率仍將停滯在2%左右，韓國經濟或已經進入了結構性低增長時代。
韓國中小企業中央會于近日對全國360對家中小企業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32.5%的中小企業認為自己的企業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而去年在這一調查中認為企業陷入經濟危機的僅占14.8%。
調查顯示，25.6%的企業處于赤字狀態，25.3%的企業雖然仍在盈利，但利潤劇減。35.6%的中小企業稱今年不會給員工漲工資。企業利潤的劇減直接導致畫廊贊助資金的減少。
同時，在稅收方面，相比之前一直實行的藝術品免費政策，從2013年1月1日開始韓國開始征收實行藝術品轉讓稅，銷售的藝術品價值在6000萬韓元以上的納稅人，就其利得部分繳納20%的資本利得稅。其實，此項草案早在1990年就開始醞釀。
這項稅收政策引發了人們對韓國藝術市場的擔憂。韓國畫廊協會主席李賢淑女士介紹說，對韓國藝術市場來說，征稅是關乎生死存亡的問題。因為與納稅相比，購買昂貴藝術品的收藏家更擔心的是暴露自己的身份，要納稅就必須提供身份信息。
外資畫廊逃離中國?
繼韓系畫廊之后，日本、臺灣、美國等畫廊是否也會逃離中國呢?
在開拓中國市場時，外資畫廊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些困境，如需要建立新的畫廊資源、藝術家資源、客戶資源等，面臨水土不服的情況。
其次，目前中國在藝術相關法律制度上有所欠缺，工作方法上不可能同于國外的專業代理人制度，所以北京畫廊協會會長程昕東覺得“韓國阿拉里奧畫廊離開中國，這是早晚的事情，但是對中國當代藝術的生態而言是非常可惜的。”
與很多國內畫廊的離開一樣，這幾年很多外資畫廊開始撤離，例如在北京經營三四年的阿特塞帝，還有很多僅開一年就撤資的畫廊。姚薇介紹說，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外資畫廊對中國市場不夠敏感，在中國抓不住機會，自己代理的藝術家在中國推廣又缺乏客戶群，得不到消費群體的認可，與中國藝術家打交道，又絕對沒有中國本土畫廊那么容易，所以很難維持。
“現在并不是外資畫廊想獲得好收益的時候，如果看不到長遠的發展，撤離也是可以理解的選擇。”程昕東這樣介紹，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藝術市場開始劇烈震蕩，當代藝術板塊進入了長期調整期，而這時外資畫廊主要的經營范圍。
但這是否就意味著外資畫廊就一定會逃離中國呢?“對我的同行，沒辦法，每個畫廊只是找路，中國現在還只是一個開始階段，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教人做畫廊應該如何去做，要摸索”，香格納畫廊的勞倫斯說。
在馬學東看來，“臺灣畫廊在經營方面做得比較扎實，他們在藝術家風格的選擇上都比較有特點，無論是卡通、二十世紀、當代等，都擁有比較清晰的脈絡，而且善于抓住核心藝術家資源。”“阿拉里奧最開始和中國藝術家合作很密切，但基本沒有采取獨家代理模式，喪失了核心藝術家資源，后期在包括投入、宣傳等方面都比較弱，這可能是造成阿拉里奧目前局勢的原因之一。”
在東京畫廊撤離北京后，三潴畫廊就成為日本在中國的代表，其負責人三潴介紹說，“現在北京三潴畫廊和東京那邊的經營方式基本上是一樣的，不過中國的稅收制度太嚴格了，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在北京的畫廊主要還是以展覽為主,幾乎還沒有向中國本土的藏家進行過銷售。這其中也有稅收制度的問題，就目前來說還沒有好的辦法。
我們代理的藝術家的價格不是隨波逐流，而是一步一步地經受市場和時間的考驗而后定價，所以即使是在市場不景氣的時候，我們也不會降價。”
國內畫廊和外資畫廊都面臨著藝術市場調整的困境。前幾年，國際藏家主導中國當代藝術市場時，外資畫廊因其相對完善的運作機制和經驗，引領國內一級市場;而隨著藏家由國際想國內的轉移，外資畫廊的“水土不服”開始凸顯，但最終能否快速適應中國市場環境變化，找到合適的經營模式將是外資畫廊立足中國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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