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履生
2013年9月，上海藏家在紐約蘇富比耗資約5037萬元人民幣購回宋代蘇軾的《功甫帖》。雖然《功甫帖》不是中國書畫史上的名帖，而且只有2行9個字，但是，因為與蘇軾的關系，此次拍賣回流被認為是一件大事，甚至有人說“值得每一個中國人為之感到自豪”。從表面上看，能從紐約的拍賣會上拍得蘇軾的書帖令人激動，在十年二十年前難以想象。可是，按照現行的中國法規，如果把它帶回上海還要繳納6%的關稅以及17%增值稅，也就是說最少還要花1200萬人民幣才能進得國門。這是一件讓無數的人想不通的問題，然而國家的政策就是如此，對于藏家來說必須面對。11月27日，龍美術館微博透露已于海外完成交割，《功甫帖》抵達上海自貿區，辦理了相關手續，并有望在龍美術館浦西館開館展上與觀眾見面。如果不付那1200萬稅錢的話，展完之后還得出境回到它原來所待的地方，令《功甫帖》的回歸面臨尷尬。
正當人們為這件事情議論紛紛并替買家感嘆的時候，12月21日，《新民晚報》第一版報道：“昨天，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3位研究員鐘銀蘭、單國霖、凌利中向本報獨家透露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經過他們鑒定與考證，這件《功甫帖》是‘雙鉤廓填’的偽本。”可謂是平地一聲驚雷，本來就不是一件很順當的事情，現在成了“偽本”，不僅是5037萬元人民幣打了水漂，重要的是原本存世有限的蘇東坡的書法又少了一件。顯然，如果沒有此前高價拍賣回流所引起的社會反響，僅就一件宋代書法的真偽問題，也上不了《新民晚報》的頭版。而就一件宋代書法真偽問題的探討在大眾媒體上首發，過去也是少見。至于其中牽涉到的公立博物館與私立博物館的關系問題，以及其它的很多問題都還沒有在真假的本體上展開，就已經成為街談巷議的大眾娛樂。為何一個嚴肅的學術問題成了一種街頭掐架的圍觀，實在也是值得身在其中的人好好反思。
事到如今，《功甫帖》的擁有者已經發了幾通聲明，紐約蘇富比也作出了回應，而在呼喚聲中，三位研究員的論文則在2014年元旦的《中國文物報》上刊發。該說的都已經說的差不多了，該抖露的基本上也是盡顯無疑了。直到1月6日，整個劇情又發生了變化，有人發表聲明稱《功甫帖》為真跡，并愿意接手購藏。從娛樂性的角度看，劇情發展到這時候，越來越偏離學術和理性，江湖氣掀起了大眾娛樂的又一個高潮。
《功甫帖》事件實際上是近年來不絕于耳的中國古代書畫真偽問題稍高級別的街談巷議，其真偽爭議所反映的本質問題是中國書畫鑒定的當下窘境。無疑，中國古代書畫真偽鑒定是復雜的專業問題。鑒于中國古代書畫真偽鑒定的復雜性，幾年前曾有國外大拍賣公司建議停止拍賣中國古代書畫，而在國內各拍賣公司藝術品拍賣會上的真偽爭論已經成為家常便飯。人們現在好像已經耳順了，習慣了這種議論，反正是愿打愿挨的事情，無關乎國計民生。可是，一個泱泱大國，一個具有超越五千年歷史文明的古國，怎么到了今天連一個關于文明和歷史真偽的事情都無法廓清，國家機構、政府組織、學術團體、專家學者不能說是無動于衷，但無處下手以及無能為力，卻為當代文化蒙羞。回想20世紀80年代初，在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持下，代表國家利益和主流聲音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在北京成立，但隨著謝稚柳、啟功、徐邦達等小組成員的年事已高或相繼離世，很長時間以來，中國古代書畫由誰來鑒定一直是一個疑問，而當下誰來鑒定書畫鑒定家又是一個新的疑問。因此，中國書畫的鑒定在這十余年間基本上是隨遇而安，業界中除了專業的文博單位之外，社會上并存著拍賣公司與電視臺這兩方面的實力。拍賣公司表現出的是利，電視臺表現出的是名，兩者中都有文博單位的“專家”參與，但主導的并不是文博單位。這之中文博單位的“專家”半遮琵琶半遮臉，一方面基于專業倫理，一方面又受到僅僅利益的誘惑，而有些深度介入到具有經濟利益的鑒定之中，使得公信力急劇降低，已經到達了歷史上的最低點。亂象叢生說明社會體系的無序。沒有專家和自詡專家的當下，面對《功甫帖》的問題即使論述得再圓滿也是徒勞，因為個體的語言能力難以建立起權威話語。可怕的“一家之言”會葬送苦思冥想和嚴謹治學。即使拋卻書畫鑒定自身的復雜性，從藝術創作本身來看，筆法中的一勾一捺極有可能因為書法家的身體、情緒狀況，毛筆等工具的順手程度，風晴雨雪的氣候影響，所帶來的筆跡的差異性可能是判若兩人，如果僅就此中些微的差異來判別真假，無疑會帶來誤判。因此，筆跡的比對難以完全還原它的歷史真實。而像《功甫帖》中有關前輩徐邦達先生的論斷，也有可能某人一句“誤記”而渾水再起，因為死無對證。顯然，《功甫帖》事件的可悲之處是它出現在當下，如果在20年前，徐邦達先生一言九鼎，也就無需勞動像《新民晚報》這樣的大眾媒體。可是，當下鑒定這一專業話語權平分天下，業余的干了專業的事情，鑒定則成了一種無奈的大眾娛樂。沒有主流話語，更失去了鑒定的尊嚴，這就是當下中國書畫鑒定的窘境。
無疑，在專業范圍內進行各種形式的探討均有必要，但通過大眾傳媒來導引，則容易使人們陷入誤區。就目前的狀況來看，《功甫帖》最終將會形成一個無法收拾的殘局，而由《功甫帖》所牽涉到的中國書畫鑒定的全局問題，則需要政府部門積極面對，從宏觀上解決中國書畫鑒定的主流話語問題。其重中之重的工作是，建立一個國家權威的中國書畫鑒定體系，培養專業的鑒定人才，用科技創新打開鑒定中的技術瓶頸，從而在根本上解決中國書畫鑒定的主流導向問題，而非任憑社會的力量和娛樂的方式去左右中國古代書畫真偽的鑒定，或者僅停留在上世紀的鑒定結果之上。
作者陳履生系國家博物館副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