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富比的香港藝術空間開張近兩年后，佳士得終于“按捺”不住，2月28日，佳士得香港藝廊舉行了開幕儀式，并舉辦 “美藝菁華”展。
曾任俏江南CEO、現任佳士得亞洲區總裁魏蔚說，這個藝廊肩負三個使命，“第一、第二是拍賣和展覽，而第三個使命是讓人人都可接觸得到藝術和文化。我希望這個藝廊將來可以成為藝術品藏家、愛好者和公眾交流的平臺和溝通渠道”。
佳士得選擇在這個時間開畫廊，與中國市場強勁的表現分不開。2013年，佳士得全球總成交額約為71.3億美元，較2012年同期增長14%，其中新買家占據了拍賣參與者的30%，新買家成交額占全球總成交額的22%。而中國買家非常搶眼，占據拍賣總參與人數的22%，較去年上升63%。佳士得想要更好地服務中國藏家，僅僅是一年兩次拍賣顯然是不夠的，藏家們的收藏活動可不分季節。因此，私人洽購也逐漸成為拍賣行近年來的業務重點。一個落地的藝廊，則可以很好地解決場所的問題，拍賣行的運作空間瞬間提升。
“從買家的角度看，很多內地和亞洲區其他國家的客戶常有到香港旅行、公務的機會，也想在這些節點上跟佳士得接觸。從賣家的角度看，他們收了很好的頂級藝術品后，想拿出來交流展示，并在這個過程中進一步了解所收藏藏品的歷史和故事。雙方的需求讓我們看到了建立這樣一個平臺的契機。”魏蔚也坦承，私人洽購是一定需要展示空間的，香港藝廊將承擔起這一塊的業務。據悉，佳士得今年內還計劃在北京和上海開藝廊。
2012年蘇富比香港藝術空間開幕時，蘇富比亞洲區行政總裁程壽康曾說，這個投入700萬美元、占地面積約為1.5萬平方英尺(約1400平方米)的藝術空間是在為踏入中國市場鋪路。“縱觀亞洲拍賣成交額，中國內地買家在2004、2005年僅占4%，去年(2011)已增長至40%。外資拍賣行未容許在中國內地拍賣(注：2013年才正式開放)，在這個大前提下，解決方法就是做藝術空間。內地藏家未必買西方展品，大多買中國瓷器、書畫。”事實上，中國目前的政策并不允許外資企業在華拍賣中國文物。雖然蘇富比比佳士得更早做藝術空間，但就中國市場而言，蘇富比的運作能力與政府公關上明顯比不上佳士得，在中國市場的發展略遜色一些。
從90年代開始，私人交易成為了兩家拍賣行越來越重要的生意。2010年，私人洽購已經占到兩家拍賣行100億美元成交額的10%。就蘇富比來說，2006年私人交易的貢獻為3.3億美元，4年后則上升到了4.5億美元。佳士得則在4年內翻了一番。對買家來說，私人交易的好處是風險低、私密、競爭者少、位于幕后、個性化定制服務……拍賣行一直以專家、歷史傳承以及關系網著稱，但批評者認為他們的影響力夠廣泛，但不夠深入。隨后，拍賣行便引入了專家可以通過私人銷售獲得返點的傭金制度，希望以此鼓勵專家們更投入在私人銷售上。不過曾任佳士得戰后及當代藝術部門主任琵拉.奧多瓦斯卻說，“拍賣行就是拍賣行，在拍賣上可謂精通，而做起內部銷售來并不那么在行，所以我覺得是走的時候了。” 奧多瓦斯離開佳士得后便加入了高古軒，此后又自己開了畫廊。
拍賣行之間、拍賣行與畫商之間的競爭開始了，下一步就是為這些私人銷售提供專屬空間。對拍賣行來說，擴展經營范圍的疆界是發展需求使然的，更別說一級市場有著豐厚的利潤。2011年，蘇富比搶先在紐約曼哈頓的總部2樓開了一個畫廊，名為S|2(即2樓的意思)。佳士得也緊隨其后。
拍賣行設立藝術空間、藝廊等與畫廊類似的展覽空間，聽起來很意外，但在藝術市場中，這樣的事情已有好些年頭了。傳統劃分是，畫廊和拍賣行分屬于一級和二級市場，應該界限明確。事實上，在香港之前，蘇富比、佳士得都分別在紐約、倫敦等地開設了藝術空間、藝廊，且收購過一些畫廊。
佳士得的CEO斯蒂文.墨菲(Steven Murphy)就不把一二級市場的界限當回事，它認為“畫廊”這個詞在市場中不過是個術語，“我總覺得應該更多地談藝術，而不是市場營銷。”這樣的言論讓老式學院派的畫商們很著急，他們認為拍賣行過多地參與到私人交易中會導致市場傾斜，或造成市場泡沫。拍賣行關注的是怎樣讓一件藝術品賣到最高價，而畫商卻是相反的，他們一般只會把畫賣給信任的買家，沒有他們的允許，這些買家是不可以隨意轉賣畫作的。
1996-1997年，蘇富比收購了兩家當代藝術畫廊，不過都慘淡收場，一家很快關門了，一家則轉售處理。2007年，佳士得收購了鹿腿畫廊，屬于當代藝術畫廊。這個消息在當時也炸開了鍋，特別是畫商們擔心其中的利益沖突：佳士得搶奪畫廊的藝術家，最終壟斷整個市場。這個收購事件最直接的負面結果是，鹿腿畫廊被排除在參加巴塞爾藝術展和Frieze藝術展的名單外。
與國外藝術市場不同的是，中國的畫廊市場并不成熟，相對于拍賣行來說非常弱勢。佳士得藝廊進入內地市場，會對中國畫廊帶來哪些沖擊?市場應對做出哪些挑戰?這都是亟待思考與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