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機時代，中國畫廊如何突圍？

越是真正經歷過危機，越發不理解怎么會喪失信心，在中國機遇下，這是一個偽命題。比起焦頭爛額、束手無策，中國畫廊業的課題是修正思路，完善系統，積極探索行業升級。作為一個迅速崛起的朝陽產業，即使剛剛遭受泡沫破裂的陣痛，但是這份成長中的煩惱正是一個及時的信號——謀變的思考已經刻不容緩，斗志在潛潛地滋長，這是一個重新出發的時刻。

后危機時代

源起2008年的這場全球經濟震蕩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糟，如果將之形象化為一場世界經濟格局的大地震，那么，中國板塊在一場擠壓碰撞后，反而被浮了上來，就像《2012》電影里所描繪的那樣，中國成為建造人類逃生的諾亞方舟的不二選地。眾所周知，機會永遠青睞有備而來的人，時機面前，中國每個行業系統在初級建設階段中所隱埋下的弊端與不成熟，愈發凸顯。不變則亡，是中國能否抓住這次機遇的關鍵所在。

中國畫廊業當然脫離不了中國大勢這個語境，雖然這個小小的產業的興衰無關于國計民生，但是作為文化建構多面體的一個重要層面，中國畫廊的重裝待發又顯得相當重要。畢竟，只有經濟強大而缺失文化形象的民族是多么的可悲，中國尤其不能如此。很多人不愿意從市場急停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畫廊、藝術產業系統，甚至當代藝術自身所亟待解釋的問題，包括我刊組織的這場大討論，也被指為依然在延續一種“唯市場論”的思維。我能做的辯解是：不必過于糾結出發點，我們更想看到的還是從業者思考的現狀與結果。長征空間的掌門人盧杰一問：“這是誰的危機?”問得很好，這是每一個對中國藝術領域負有責任感的人都要直面的危機。

從前年就開始的畫廊倒閉的喧囂并沒有成為顯見的現實，翻開2008年的“Hi藝術畫廊50強”對照，名單沒有大調，消失二三，也有新軍進場。但是再下一級的名單中，顯然沒有這么平穩，很多在市場爆好的促動下稍稍試水的畫廊，還沒有來得及讓人記住名號，就快速偃旗息鼓了。由此可見，開畫廊絕不是一個以商機為前提的產業，也不該因為市場的動蕩而大起大落。即使堅守成了這個行業在困難時期的共識與動力，但是危機的嚴重性仍然不能被一筆帶過，生命的消逝更加深了這份沉重，這些發展中的代價都在提醒著從業者自身的反省。一個階段里，畫廊成了資本投機的一個新興的游戲場，虛張的市場把藝術價值高高架空，最終導致無度的建設和非理性的發展。目前畫廊業所面臨的最大傷害恐怕不是錢的危機，而是藏家信心的危機和藝術資源的危機。

所謂一級市場，不言而喻，自然要擔當起藝術產業鏈中的第一道職責，同時要做好藝術家與收藏家的共同培養，但是，如果畫廊的作用過多地被銷售所替代，一味追求利潤，那么，自釀的苦果就是共嘗的懲罰。價格的大泡泡吹破以后，藏家的責難和質疑在所難免，最嚴重的是波及對藝術價值的判斷，什么是好藝術?處在學習過程中的收藏家很難從畫廊和價格中找到接近于正確的答案。令人咂舌的大價錢也把更多的潛在藝術消費群體拒之門外，“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對藝術品不感興趣，而是重復的東西太多了，很多喜歡藝術的人都被這個行業的外在表現給嚇住了，一張畫動不動就幾百萬，我們怎么買?”空白空間的總監田原這樣說。

畫廊的過于逐利對于藝術本身的傷害也是明顯的，優秀的畫廊是優秀藝術家的孵化器和保障機構，但是當畫廊的視線集體向市場取向看齊的時候，藝術家創造力的直線下降就成了直接后果。畫廊在吃老本，藝術家同樣吃老本，年輕藝術家更是在模仿制造老本，藝術深刻的疲憊，創造力的匱乏，收藏家的失望，形成了一系列惡性循環。世紀翰墨畫廊的老板林松為這一整個過程找到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我們在澳大利亞看到，那里的土地都是種一季歇兩季，但是我們的土地恨不得能一季長三茬。過度地開墾，使勁澆肥，卻不培育生息，最終只能導致破壞土壤結構，使我們的資源變得越來越貧瘠。”

威脅論

畫廊在中國絕對是一個朝陽產業，從發生到發展還不到短短的十幾年，尤其是隨著中國當代藝術地位的提升，中國作為亞洲藝術市場核心的判斷越發清晰，在一片整體形勢大好的背景下，中國畫廊業所面臨的威脅往往被忽略在墻角。

未來的市場在中國，似乎已經成了大勢所趨，尤其從西方的視角觀看，對于這個趨勢的捕捉更加敏感。由于經濟危機的掣肘，西方知名大畫廊和藝術機構進軍中國的腳步被很大程度地限制了，但是僅從現在798展覽的效果來看，好看的東西大多集中在少數幾家外資企業中，藝術家在尤倫斯或者佩斯北京登場，似乎就能說明些什么。還沒來得及做深厚的積累，成為強大個體的中國畫廊，其實都在面臨著未來可見的西方勢力的沖擊。最簡單的判斷就是，已經厲害了的幾個中國大腕藝術家誰不是早就走出國門，到更大的國際平臺上跟西方資本共舞。如果到了近距離真刀真槍競爭的時刻，本土畫廊憑借什么勝出呢?

另外一個潛在威脅是，如果畫廊的功能只停留在發揮一個中間商的作用的話，那么在當下世界越來越平的趨勢中，隨著科技帶來的通訊便捷與交流的無障礙平臺，畫店這個傳統功能很快會被淘汰，畫廊生存的空間會變得更為狹小，如果不深化功能和優勢，就是一個被取代的命運。作為中國畫廊業的資深從業者，程昕東的預測并不是在危言聳聽，而是表達一種深刻的焦慮：“有一個很清晰的信號，如果我們要繼續生存發展的話，必須要有一個質的飛躍，中國畫廊必須以一個正規強大的企業形態出現，需要資本介入，否則的話，不出十年，中國的畫廊業就會被擠到邊緣。”

未來總動員

思變是遭遇困境的中國畫廊的一個必擇路徑，針對過往發展中的種種癥結，行業內最集中的聲音就是期待“鮮貨上市”。中國畫廊不能再繼續販賣上一代藝術家的創造力，那些成果應該已經進入到美術史和博物館的階段中去了，畫廊的關注應該集中于新藝術。“我希望新人是新的思想，也包括老中兩代革命家有新突破，而不只是年齡上的新，從全世界此起彼伏的不同現場里，我們都能看到80后一批很有意思的新人出現，非常猛、非常強，我們也能看到一代一代新的批評家和學者出現，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課題和學術方向在發展，但是這些國際現場里的事情都跟我們無關了，因為前幾年關于中國都是市場話題，無論別人還是我們自己，都不會說別的話了。”困惑于新藝術何在的盧杰這樣說。

所以，畫廊才是一個藝術生態圈中最具活力的場所。明確了這個功能之后，就不會再有關于商業和學術的定位之分，因為在實現商業價值的同時，每一個規范的畫廊也都擔當著學術的責任。就像薩奇捧紅了YBA一樣，如果堅信未來中國將產生驚艷世界的當代藝術的話，畫廊正是這位煉金者。

已經無需預測，未來的藝術市場在中國。畫廊界的典范人物——香格納畫廊老板勞倫斯也將“在中國展出，在國外出售”的方略調整成“在中國展出，并留在中國”了。雖然擁有這片空間巨大的消費主場，但是如何有效的開發仍然是中國畫廊人所面對的課題。對于方興未艾的中產階級藝術消費群體，恐怕只有三個關鍵詞：更年輕、更鮮活、更便宜。“現成的終端客戶永遠是少數，應該從中產階級中培養終端客戶，以日本在九十年代初的金融危機為例，他們的畫廊是用中產階級能承受的價格推出他們所認為的日本當代藝術中好的藝術家作品的，使他們進入收藏體系，十年沉淀后，日本出現了國際上認可的大師，價值也就顯現出來了。現在中國的政治體系、畫廊體系、拍賣體系都在逐漸完善，未來十年有條件和能力培養出大師級的藝術家以及真正能讀懂當代藝術的的收藏家。”華氏畫廊的年輕掌門周大為對未來的方向想得很清楚。

除了確定方位，一些積極具體的行動也在展開。如何在危機中抓住擴張的時機;或者改變經營模式，開發新市場;深化對當代藝術的詮釋，延展藝術的范疇與畫廊的功能層面，很多愿意吃螃蟹的畫廊人為豐富畫廊的形態與功能做著勇敢又充滿智慧的嘗試。

重建畫廊價值

所謂重建畫廊的價值，就是使畫廊運營中的每一個環節都各司其位、規范秩序。與每一個粗放型發展的產業一樣，盲目建設、不規范操作、唯利是圖、混亂競爭這些中國畫廊在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形態，與畫廊應有的耐心、發掘、培育的功能差距甚遠。或許真如程昕東認為的那樣，照搬西方畫廊的行政系統并不完全適用于中國國情，那么，如何修正和重建一個健康有效的中國畫廊的制度，搭建一個藝術家、畫廊、收藏家的金三角體系，即是危機之后，中國畫廊人正在努力實現的復蘇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