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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見劉博智，然后閱讀他畫冊中的圖片和文字，居然有一種多年不見的感覺。我們的交往就是這樣開始。年底，首屆“連州國際攝影年展”順利開幕，劉博智也到了連州。因為是他自告奮勇來連州參展，所以不算“重要”人物，安排住在條件不太好的旅店。想不到他在這個旅店開始了另外一種觀察。
劉博智來到一個離連州四十公里的村子姚安。在那里他看到一處破房，房子有閣樓，閣樓門板寫著：“禁止人入內”的字樣。另一處卻寫著“你有白馬王子嗎?”閣樓里躺著一個女人，據當地人介紹，這個人精神有毛病，男人已經死去好幾年。劉博智走進去和那女人打招呼，女人面無表情。她身上蓋著一床被子，只剩下一把把的破棉絮。劉博智摸了她的一只手，冰涼。而另一只手則是浮腫的。
面對可怕的貧窮，劉博智產生了一個問題：如果一個攝影家只是拍照，他的意義在那里?他難道可以對拍攝對象，尤其是處于困境中的對象無動于衷嗎?當然，劉博智已經馬上用他的行動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即時捐助，動員他的朋友捐助，為這個精神病女人建造房子，為她的兒女解決工作問題，讓他們能夠有所自立。第二年，房子果然建起來了，那個女人居然開始走出房子，居然開始有了笑容。
之后我們有了工作交往。2006年5月，劉博智帶了二十多個美國大學生來中國，他們的課程是學習觀察，其中一站就是連州的姚安，就是那個可憐的女人和她的家人。再之后，我受他邀請去肯薩斯大學藝術學院做報告，介紹中國當代攝影的一般狀況。在美國期間，他讓我看他所帶的學生在中國拍的照片。那些照片當然還有不少問題，但我仍然震驚其中對于“觀察”的理解。劉博智告訴我，這些學生大多都不是學習攝影的，他只是對他們提出一個簡單的要求，就是進入中國以后，一定要問自己“看”到了什么，而不是去獵奇。晚上，我和劉博智在他的工作室長談，從生平、攝影、觀察到中國。他談得最多的是一個叫“攝影之后”的問題。他不斷地提起連州的姚安村，村子里那個可憐的女人，以及她那兩個可憐的孩子。他告訴我說，男孩子已經長到19歲了，從來沒有讀過一天書，因為被同齡人欺負，喪失了自信心。女孩子12歲就要擔化肥，因為年齡太小，脊梁骨都挑彎了。然后他提到了救助計劃，已經做過的事和希望再做的事。
這就是在第二屆連州“國際攝影年展”上劉博智的講座的由來。那已經到了2006年12月，我和劉博智站在連州圖書館的會議廳。劉博智請來了姚安的人，請來了那個可憐女人的女兒，一個個子矮小的小女孩。他放他在姚安拍的照片，用廣東話講述每一張照片背后的故事，我則馬上翻譯成普通話。最后，講座成了現場捐助會，劉博智號召每人拿出10元錢，好為這一家人已經蓋起來的房子裝上欄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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