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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一個叫劉博智的海外華人就這樣闖過羅湖橋，穿過叫做“心震”的特區，深入到他的家鄉臺山和新會，并在一個官方陪同的眼皮底下，不斷地按動快門。陪同非常不理解劉博智所拍的對象，甚至懷著敵意打量眼前這個來自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大國的華人攝影家，因為他只拍陳舊殘破的東西，只拍留在墻上窗上屋子里的各種革命的、或民間的符號，卻從來不拍美好的河山、美麗的男女、燦爛的笑容。今天，也就是2006年，我想我已經不用對這種行為做過多的解釋了，大多數人能夠理解他的觀察。可也就是在今天，2006年12月，劉博智的展覽仍然給審查官拿下了幾張，而且沒有任何解釋!
劉博智在中國的攝影和他在北美拍的如出一轍。可是，當2005年我看到他當年以及隨后幾年在中國所拍下的系列照片時，我內心有了一種震動。我知道，在那個年代，那個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刻，全中國，如果我沒有估計錯的話，恐怕還沒有一個人能夠像他那樣去觀察，然后去拍照。
他拍的依然和《再夢金山》一樣，環境，墻壁，領袖像，殘存的標語口號，消費標志，西方或仿西方的商業符號。在我安排的劉博智為中山大學傳播學院學生的講座上，劉博智向學生解釋他的拍照動機，他說：因為有著太多的不明白，所以才拍下來，好去問那些明白的人，比如你們，解釋一下圖片中的情形。
問題是，幾乎所有人都覺得他所拍的一切，并沒有拍照的價值。可一旦看到他的照片，卻又覺得的確有拍下來的價值了。
為什么?
有一個學生就是這樣來問的：為什么你總是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如何才能看到這些東西?
劉博智想了一會，說：這是一個要花很多時間來回答的問題。
接著他補充說：也許花很多時間也不一定能回答得好。
這是一個什么問題?在我看來，這是一個觀察的問題，一個睜開雙眼去看世界的問題，一個用個人觀察去建立恒久的紀念碑的問題。
你觀察不到，他觀察不到，偏偏劉博智觀察到了。他不僅觀察到了，而且還按下了快門。不僅按下了快門，而且還做成了照片，編成了畫冊。不僅做成照片和編成畫冊，他還行動，參與到救助當中，用實踐而不是理論回答“攝影之后”的含義。
我為第二屆“連州國際攝影年展”所規劃的學術主題叫“觀察與被觀察”。我一直嘗試就這個主題做更加深入也更具有實踐意義的解釋，或者尋找更貼切的案例說明之。因為早在1986年我就明白，理論和實踐是兩回事。[2]從來沒有一種藝術理論能夠使實踐者學了之后就會變成另一個人。實踐是第一的，攝影尤其如此。從任何意義上說，攝影首先是一種行動，是一種觀察。
到了2007年，我在廣州街頭的大排擋和劉博智再次相會，與他交談，聽他講未來的行動計劃。然后，我再次翻閱《再夢金山》。我知道，劉博智的實踐，他的作品，再好不過地說明了“觀察與被觀察”的全部意義，甚至比我所寫的更有深度，更有意思。我已經不需要對此再做什么了。
2007-1-15/修改于日本成田機場
[1] “深圳”和“心震”廣東話的發音完全一樣。
[2] 1986年我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我們面臨選擇》，主題就是藝術理論不能指導藝術實踐。文章發在當年《美術》第一期上，有興趣的讀者可去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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