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當代攝影家荒木經惟以其過激的性表現引起西方藝術界的廣泛注意，其作品從1990年代起開始頻頻出現在西方藝術現場，被人稱為西方藝術界的“當紅炸子雞”。即使在中國藝術界，也已經有不少人注意到了這個名字。但是，與其說荒木經惟的攝影是個藝術現象，倒不如說是一個文化現象、社會現象來得更為恰當。
說荒木經惟是個有著三頭六臂的人絕不過分。至今為止，他以一年十幾本的速度出版了近兩百本攝影集，其中許多是為文字與照片混雜在一起的所謂圖文書。作為一個在世的攝影家，他在1998年由日本著名出版社小學館出過12卷本的《荒木經惟攝影全集》。他還每月同時在幾家雜志(并不是攝影雜志)開設他的攝影專欄，向他的愛好者同步傳送他的日常生活情況與作品。然而，盡管有這么多的工作，已過六十耳順之年的荒木經惟卻始終神閑氣定，生產照片的速度沒有絲毫減弱的跡象。
而荒木經惟自己也在這種近乎瘋狂的高速運轉中成為了日本大眾社會的一個別具特色的個人傳播媒介。盡管他自己謙稱只是一個“小小的媒介”。為了使自己容易為人識別，他對自己的形象作了精心的設計。一身紅衣或黑衣、木屐、黑色太陽鏡、向兩邊鬢角翹起的發型，一撇淡淡的八字胡子，總之，他給了自己一個貓一樣的造型，而且性情也如貓一般，我行我素，只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荒木經惟還自稱“寫狂人”。日語中攝影一詞為漢字“寫真”，所以“寫狂人”即意為“攝影狂人”。在日本這樣的社會里，以狂人自居者實有自絕于社會之虞，但大眾對荒木經惟的“狂”居然不以為忤，而是報之以熱烈的掌聲。他的這種別出心裁的、與日本人的處世傳統、與現下的社會規范完全不合的形象設計，加上率性而為的自大，卻使他獲得了為日常規范所苦的、有心越軌卻無膽實行的城市庸人們(相對于他的顛狂)的青睞。在人們接受他的形象，承認他狂放的特殊性后，他的藝術無政府主義也就同時獲得了一種合法性。日本社會以他為一個例外，寬容地接受了他。所以，對荒木經惟來說，特殊性就是合法性。
然而，在荒木經惟佯“狂”時，他其實始終保持著清醒。在一次對談中，當對方將一些通過攝影來解決自己人生問題的美國攝影家，如南·戈爾丁、拉里·克拉克與他作對比時，他非常坦率地說：“我是不誠實的。說老實話，我是不太認真的。”也就是說，與那些將攝影視為自己人生的一根救命稻草的人相比，他對待攝影的態度沒有那么嚴肅。攝影于他是一種游戲，他通過攝影這個游戲手段來與人生周旋，參悟人生。他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樣，在自己的問題無法解決時會與攝影同歸于盡的。這就是他所謂的“不誠實”。然而，他卻又如此誠實地承認了自己的“不誠實”，你能說他是一個“不誠實”的人嗎?在日本這樣的以謙遜為好的社會里，荒木經惟作為一個異類卻如魚得水，這除了說明他深諳日本社會的游戲規則外，也說明日本社會其實也需要這么一個“另類”來點綴它。
看荒木經惟的攝影，人們會發現他是一個不斷制造話題、日里不倦地周旋在各種女人之間的攝影家。他與一個又一個的女子合作，為她們拍照，而且許多是裸體照片，并將這些照片結集出版。而他的這些“情事”(荒木經惟語)發生的背景則常是在那些非常簡陋、簡樸的日本式和室里，在這種充滿了“日本趣味”的空間里，他每天上演著熱鬧無比、真假難分的攝影戀愛劇、鬧劇，然后又以攝影集的形式向公眾傳播，形成一波又一波的荒木經惟沖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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