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攝影至今已經走過了近四十年的歷程。從1960年代的反抗“四人幫”統治的表達方式到今天的充滿了社會意識的個性表達，中國當代攝影始終在與置身于巨大變動的當代社會生活展開互動，并通過這種積極的互動為攝影自身的健康發展，為攝影與社會的相互促進謀取更多的發展空間與可能性。本文所要討論的攝影實踐，可能比較局限于攝影史意義上的著重于“純粹攝影”(straight photography)，即通過盡可能地開挖攝影這個現代視覺方式自身的表現力來達成攝影家的視覺表現的目的的攝影實踐。就論述的便利而言，這就有可能回避了類型與題材等種種框架的限制，因而也更能夠讓我們將目光放在當代中國攝影家的攝影動機與關注點上，而不是僅僅停留于手法與風格上。
(一)從農村到城市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現狀，其實就是一個城鄉互動，農村向城市化傾斜、城市如何吸收消化來自農村的活力與過剩的能量、以及城市本身如何把握自身發展走向的過程。而中國的當代攝影不外乎就是以攝影這種方式來見證社會變化的過程。在展現中國農村社會生活這個方面，朱憲民、解海龍、侯登科、姜健等人的貢獻意義重大。
朱憲民在整個1980年代持續拍攝的《黃河兩岸、中原兒女》，可以說是一部最早意義上的表現黃河兩岸人民的生存姿態的紀實攝影作品。他的這部作品雖然還沒有徹底擺脫現實主義“宏大敘事”的影響，但較為開闊的視野與凝重的畫面，有力地表現了中原地區的歷史文化與人民生活，同時也努力沖擊了一直以來存在于中國攝影中的粉飾太平的傾向。
開始于1990年代初的解海龍的“中國希望工程攝影紀實”，是當今中國社會最具社會接受度的，獲得公眾普遍了解的紀實攝影作品。解海龍的反映失學兒童悲狀和貧困地區鄉村教育現狀的照片在促進了整個社會關心這個嚴重問題并尋找解決辦法。在他以后，關注社會問題的“紀實攝影”也不再是別有用心的代名詞。伴隨著傳播媒介的逐漸發達，紀實攝影在1990年代中后期迎來了一個高潮，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受到紀實攝影的不同程度的關注。
今年去世的侯登科的《麥客》，為紀實攝影這個西方攝影樣式與觀念如何本土化提供了意義深遠的范例。《麥客》是以黃土高原上的“候鳥”——麥客的特殊的生活方式為主要內容，以全景式的敘述方式呈現了麥客這個農民中的特殊部分的生存景象。他以歷時十年之久的長期關注，著意于在事物的發展脈絡之中呈現麥客們的生存狀態與生活細節。他的持續而又深入的關注，對于理解什么是紀實攝影，什么是紀實攝影的觀看提供了一份切實而又豐富的材料。侯登科以他的苦難與尊嚴共存，溫情與憂慮相揉的“現世”(這是他經常強調的一個詞)主義的紀實影像，為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尤其是中國當代農村社會所發生的深刻的內在與外在的變化留下了寶貴的記錄。
河南的姜健以格式化的肖像攝影的形式輔以大景深的環境細節描寫，在為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農民造像的同時，也出示了正統意識形態、當代大眾文化與傳統文化并存與膠著在農民生活空間中的現實景觀。姜健照片中的河南農民們的家庭空間成為了這些肖像照片的一個重要內容。他充分利用攝影的細節描寫的力量，詳盡描寫他們生活空間中的種種細節，以此交代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品質，并以艷俗的色彩表現強化了中原農民的審美趣味。據姜健自己說，他化了八年時間拍攝了這批河南農民肖像。通過一種觀念先行的程式化(不應理解為貶義的)的觀看方式，姜健為后世留下一份可以據此解讀中國某個地區的農民生存狀態的視覺文獻。
就姜健從事《主人》的拍攝，侯登科展開《麥客》的拍攝的攝影時間而言，這個時間段正好與中國紀實攝影發展的關鍵時刻1990年代重合。在經過了長期的扭曲之后，一些中國攝影家在進入1990年代后終于開始形成一種關注社會生活的自覺。
在整個1990年代，廣東的張新民在從事一個巨大的影像工程《包圍城市----中國農民向城市的遠征》。這個作品由《鄉鎮》、《走向城市》與《城市》這三個部分組成。張新民試圖以全景式的規模來呈現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動中最具有標志意義的事件：農民的離土與融入城市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張新民的作品更多的表現的是農民在城市中如何生存，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生活本身。但是，在當代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他們的生活現實其實已經構成了一個當代城市生活的重要內容。張新民以他的攝影將他們在城市生活的豐富內容作了精彩而又細膩的呈現。
羅永進于1999年來到上海之前，他就以其《洛陽新民居》獲得了廣泛的肯定。羅永進的《洛陽新民居》雖然拍攝自并非典型意義上的現代都市洛陽，但在他的圖像中所表現出來“前現代”的都市形態，在將中國的民居以一種非常堅實有力的造型呈現的同時，也透露了中國人意識深層的建筑空間意識，為了解中國內地城市中建筑與生活的關系提供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視覺參照。
李曉斌的《上訪者》表現了生活中的“失敗者”的形象。李曉斌始終如一地表現當代社會生活的各種變化，深切關注平民生活。他的攝影沒有特定的題材，也不拘泥農村或者城市的題材約束，當然也沒有可以立即辯識的風格標志，但他提示了一種以對象的存在為依歸的平樸風格，并且通過他的樸實的影像強調了了他的現實主義觀。
從不拘泥農村或者城市的題材約束與平民情懷這一點看，同樣也是長期關注中國社會變動的廣東攝影家安哥的攝影關注，與李曉斌的關注點有著頗多相似之處。只是在安哥的攝影中更多了一份幽默與善意的嘲笑。當然，在這種幽默與善意的嘲笑的背后，其實時時伴隨著一種歷史的冷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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