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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讀圖時代”的廣東攝影表現
隨著“讀圖時代”的來臨，廣州的平面傳播媒介在1990年代獲得了最為迅猛的發展。尤其是圖片類雜志的興盛，使得反映與表現都市生活的照片的需要與使用空間大大擴大。這給一些年輕攝影家帶來了發展自己的影像風格的機會。
在1990年代后期，廣州出現了一批以圖片占據重要位置的雜志為基地的年輕攝影家。他們最初都曾經不同程度地受到張海兒風格的影響。他們的出現，為開始于廣東的影像消費時代的來臨，作好了一種先在的意識鋪墊與人才準備。然而，隨著對于攝影的認識的深入，他們不再滿足于一種風格的復制了，開始各自展開富于特色的探索。在他們當中，許培武、顏長江、王景春、曾憶城、亞牛、曾翰、王寧德等人的實踐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績，他們也因此被稱為“廣東新生代”。
許培武將城市的變遷以新舊照片壓縮過去與現在于一個時空中的方式加以訴說，亞牛的照片則以曖昧的色彩顯示都市的神秘，曾憶城以凝重的影調給城市中的流浪者造像，仇敏業帶起面具給自己留下了輕快的自拍像作品，曾翰將生命的鮮艷與死亡的嚴峻并置在一起示人，王景春將都市孤獨癥患者納入了自己的視野，顏長江出沒于夜間的動物園，將城市現場轉變成一個超現實幻境，王寧德則從車上拍攝的一掠而過的城市景觀，試圖從這些影像中挽回一些在都市中失落的東西，而年紀最輕的戴牟雨則以鮮艷的影像來追問現實與生命的意義。他們的風格各異的實踐證明，攝影風格的豐富性是以都市生活本身的復雜性為根本。他們的照片從各個側面呈現了都市的謎一般的豐富。
“廣東新生代”的第一次集體亮相是在2001年8月的“第一屆一品國際攝影節”。當時在由廣州攝影家安哥組織的幻燈展示會上，有攝影家責問他們的這種“過激”的影像探索的“底線”何在。隨后引發的激烈爭論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持傳統的攝影立場的人對于這些年輕人的探索的困惑。而在2002年秋天在山西平遙舉辦的“平遙國際攝影大展”上，他們又遭遇來自名為“新攝影”的當代藝術家的攻擊。這些同樣也是以攝影這個媒介作為表現手段的藝術家們認為廣東青年攝影家的作品并不如他們那樣“前衛”，有人甚至以他們的媒介工作者的身份來詰難他們的藝術實踐的價值。但是，“廣東新生代”攝影家逐漸地以其獨特的感性與表現力在中國攝影界贏得了獨特的地位。
在較為全面地檢視了當代攝影家們的攝影實踐的同時，我們還想就當代攝影尤其是都市攝影所存在的一些問題作一思考。中國攝影家的都市攝影實踐在回應城市社會現實的巨大變化，通過攝影表達對現代都市生活的理解與思考的同時，也大大地豐富了對于攝影的理解，開拓了攝影表現的新可能性。然而，一個最突出的問題是，反映發生在城市中的社會變動的作品還遠遠不足以與飛速發展變化的形勢相稱，許多攝影家仍然缺乏自覺回應的意識。在表現手法上，也還存在缺少變化多樣的手法來面對都市這個豐富多彩的現實的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中國都市攝影的外部環境與激勵機制雖然已經初步形成，但同時也面臨了受到國外策展人興趣制約的現實問題。相當多的西方策展人仍然習慣于挑選可以滿足他們的異國想象的作品來印證他們的中國想象。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都市生活現狀的作品經常面臨受到有意忽視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攝影家是基于自己的歷史責任感堅持自己的選擇，還是迎合西方策展人的中國想象需要改變自己的追求，這是一個值得嚴肅思考的問題。
此外，我們還必須看到，傳播媒介的發達對于都市攝影的正反兩面的影響。傳播媒介的商業化要求在促進了攝影家的都市意識的覺醒與都市攝影的興盛的同時，也引發了從商業化需要的角度出發，將這些影像按照商業化邏輯加以整編的可能性。不過，雖然存在著種種問題，但都市已經成為一個日益受到中國攝影家的嚴肅關注的對象已是不爭的事實。可以這么說，沒有比現在這個時期通過城市來開拓攝影的可能性的更好的時機了。同樣的，中國攝影也面臨了最好的發展自身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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